中国哲学身体观研究的升温，首先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使然。不言而喻，现代性是源于西方的，而现代化就是使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制度化的进程。至于现代性的内涵，根据美国学者郝大维与安乐哲的《先贤的民主》中的研究，技术理性、权利民主、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是其主要特征，自我意识、自我确证、自我满足、自我表述是其另外一种表现形式。128毋庸讳言，现代性思维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追求现代化，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一个重要目标。但是，现代性或许是一匹特洛伊木马，里面隐藏的东西可能会撕碎我们寻求发展的真诚渴望。现代性的危机，成为我们急需面对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危机的真正所在，就是由于现代性对意识、对理性的过分倚重所导致的“以身为殉”的价值取向，“以一驭万”的独自思维以及“无家可归”的生活状态。相对于“意识”的抽象性、独白性、共时性特点，“身体”恰恰具有具体性、对话性与历时性的特点，这对反思现代性的危机，无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切入点。包含丰富身体思想的中国哲学，成为中西哲学家反思现代性并克服其危机的一项重要资源。

　　中国哲学身体观研究的升温，还有西风东渐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身体与意识互生互补的对话史。但是，对身体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中世纪的保罗、近代的笛卡尔直至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身体作为一种求知之途、上帝之城、意识之旅和绝对理念的障碍而被哲学所排斥。但由意识哲学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意识而将目光投向身体。而现象学基于对传统意识哲学的反思和纠拨，在“同归生活世界”的旗帜下，重新将身体放置到西方哲学的中心地位，为我们向一种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哲学始源的复归提供了通达的路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身体意向、解读中西哲学歧异与会通的崭新视域。

　　具体而言，现代西方哲学对身体的关注，得益于尼采、梅洛—庞蒂、福柯等人将哲学从形而上向形而下、从意识向身体的捩转。尼采振聋发聩地喊出“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的口号，肯定了身体对于求知的作用；而梅洛—庞蒂破天荒地指出，“世界的问题，从身体开始”，将身体置于了哲学本体论的地位；福柯深入阐释了围绕在身体和生命周围的政治权力，把医学、精神病学、犯罪的惩罚等与身体有关的权力运作机制揭示得淋漓尽致。梅洛—庞蒂等人的思想将哲学从天空拉向了地面，从意识拉向了身体，并辐射于包括社会学、医学、美学、历史学等在内的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

　　20世纪末期，西方学者关于身体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身体写作”、“身体主体”性问题，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汪民安、谢有顺、葛红兵等人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对身体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诸如浙江大学庞学铨、杨大春，复旦大学张庆熊等人，分别从身体现象学、基督教哲学的肉身观等角度阐述了身体在哲学史中的发展轨迹。这对中国哲学的身体观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当然，中国哲学身体观研究的升温，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反省使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关于身体的思想。正如张再林教授所言，与西方传统哲学以“思”出发求知世界的方式不同，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以“身”出发体会世界的学问，从其诞生之初就对身体情有独钟（见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黄金时代，如《尚书》“慎厥身”的重身主义，《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身体宇宙论，《礼记》的“敬身为大”，《大学》的“修身齐家”等。尽管在宋明时期，随着此前佛学的盛行，而出现心识的觉醒和身体的归隐，导致作为一种意识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兴盛与阳明心学的大行其道。但在明清时期，随着泰州学派“明哲保身”的推出，以及王夫之“即身而道在”的闪亮出场，身体再次挺立于中国哲学舞台的核心。明清之后，由于西方意识哲学的传入，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心也渐渐偏向于“意识”而非身体。

　　故此，应该说，在反省现代性的危机、西风东渐、知识分子对中国哲学的自觉反省等合力影响下，中国哲学的身体观问题重新进入学者研究的视域。关于中国哲学身体观的研究，日本学者汤浅泰雄等人最早触及，认为东方（包括印度、中国、日本）身体观的突出特点是“身心合一”。129西方汉学家Kristopher schipper、吴光明、安乐哲分别对道家身体观、庄子的身体思维、中国古典哲学的身体意义作了解读，认为中国哲学的“身体”是一种“身心互渗”的过程。130中国台湾学者杨儒宾、黄俊杰、黄金麟、蔡璧名等，分别对儒家身体观，东亚身体观、近代中国身体与政治的关系、中国医学中的身体观进行了深入梳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杨儒宾对儒家身体观的研究。131大陆学者周瑾（周与沉），在中国台湾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文化视域出发，对身体观问题有一个综合的梳理尝试。中山大学陈立胜，对王阳明的身体观有深入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张再林，一改此前学者对中国哲学身体观分宗别派、条分缕析的研究方式，以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从西方现象学的视域出发，在哲学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