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可以说是现代主义最深信不疑的东西。作为一种坚持历史必然向前和历史的线性发展的历史观，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这种进化的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人们相信，随着理性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带给人类的必然是日益增多的自由和幸福。但是事与愿违，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接踵而来的是频繁的经济政治危机和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20世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虽然使经济政治危机得以缓解，但社会又产生了一系列积重难返的新的问题，诸如人的异化、南北差距、两极分化、生态恶化和霸权主义等等。这样，现代主义的进化的观念开始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

　　实际上，早在启蒙主义刚刚兴起之际，进化的观念就受到了著名哲学家卢梭的非议。众所周知，卢梭曾提出了科技文明与人类道德之间“二律背反”的命题，也即认为科学技术日益进步是以人类道德日益倒退为前提的。卢梭说：“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144因此，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卢梭向人类发出了“回到自然中去”的大声疾呼。

　　可以说，这种复古主义的情结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比卢梭表现得更为激进和彻底。而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技术文明的激愤抗议，则可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之前奏曲。他说现代科技已经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行星工厂”，将人从地球上“连根拔去”，使人陷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遇；并且海氏认为现代人由于科学技术控制而沉沦为失去了自我的中规中矩的“常人”，而若要给这个“常人”下一定义的话，那么这个“常人”就是所谓的“不是人”。因此，海德格尔不仅对现代科技文明进步在思想上深恶痛绝，而且呼吁人们对之保持一种“超然的冷静”(detachedcoldness)，以“大隐于世”的态度静候救赎的上帝的不期君临。

　　步海德格尔之后尘，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提出“正是进步、发展(科学、艺术、经济、政治)制造了全面战争、极权主义、南北差距、失业和新穷人的可能性”，并说“‘奥斯维辛’标志着现代性的毁灭”，“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反进化主义仅仅停留在一种“坐而论道”的哲学议论上的话，那么，以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与形形色色的绿色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反核主义者等结盟，使这种反进化主义提升为一种颇具声势的现实的社会运动。他们倡导“经济的零增长”，主张“小规模的生产”，鼓吹“过朴素的生活”，宣传“回到丛林中去”，提出“生态的乌托邦”，如此等等，这都表明了这种反进化主义业已日益深入，表明了反进化主义的主张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已开始列入人类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