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出自《心度》）

《心度》篇这一段论述提纲挈领指出了“治民无常，唯治为法”的法与时移思想。“法与时移”是韩非子核心思想之一。韩非子提出这个思想主要是为了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泥古思想，当然从法治建设本身其意义也甚大。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出自《五蠹》）

在这段文字的前面，韩非子先举了上古有巢氏构木筑巢而王、燧人氏钻燧取火而王，中古之世大禹治水而王，近古之世汤、武伐暴而王之故事，指出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情况，王者所务也必有所不同，僵化法古，必沦为笑柄。从而得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环境绝对论”和与时俱进的治政观念（也包含了法与时移的观念）。并用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强化各代都要与时俱进的观念。下面诸段落则是韩非子对“法与时移”的详细论证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出自《五蠹》）

专论赏罚不要的演变，韩非子古时地广人少、供养充足，故不必争，所以赏罚不用，今世人多财寡，故民争，所以就要用赏罚的手段来止争了。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䔧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歃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出自《五蠹》）

专论人的德性表现也取决于物质利益多寡，古时当官好处不多时，可以轻辞，所以显得高风亮节；今时当官好处多，所以贪官恋位、死守不去。所以治理国家也要因时而变，赏罚没有绝对的对错，要看现实情况，所以轻罚并不一定意味着仁慈，严刑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暴戾，“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译：政事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措施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事。”而已。

真是满满的环境决定论、道德相对论。

【评】：

法与时移这个观念整体上是没问题的，作为一个普遍性法治指导原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韩非子在论述这个观念时，过于贬低了人的道德自觉性，把人过于“物化”了，这是有失偏颇的。究其根源，还是只看到了人性“波粒二象性”中的一象。认知上的这种偏颇，在指导实践时就易出现无所畏惧的心态，进而在立法执政时逆人性、狂妄暴戾、无所畏惧（不怕死后洪水滔天）、极纵好恶的情况就会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