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原文：“圣可学乎？曰：可。”有人来问周敦颐先生：圣人那么伟大，那么光明，那么不得了，我们到底学不学得到？可不可以学？周敦颐先生回答得斩钉截铁：可以！完全可以！没的问题。

大家要注意，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就在这里！尧舜是人，所以人人皆可为尧舜；孔孟是人，所以人人皆可为孔孟；佛也是人做的，所以人人皆可以成佛。这是中华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最核心的精神。在其它的文化里面，这种感觉并不强烈，往往都会在凡圣之间划出一条截然的界限。

在基督教里面，人和神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神是不可揣测的、不可接近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抵达神。这是西方的观念。其实，印度古代也是如此，在种姓制度之下，社会等级森严，精神等级也很森严。到了释迦牟尼时代，打破了种姓制度的这种贵贱、尊卑的鸿沟，提出了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的伟大思想。但是释迦牟尼之后呢？这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又渐渐萎缩了，所以禅宗传到第二十八祖达磨大师的时候，在印度实在是传不下去了。他老人家很恼火，找不到徒弟了，通过观察发现中国有大乘气象，于是不远千里、辛苦跋涉地来到了中国。什么是大乘气象？这一句“圣可学”，说白了，就是大乘精神！

佛教中有个说法：“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中国难生。”这里的中国未必是指我们这个中国，也可以说成是佛法兴盛的国家。当然，也有人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因为大乘佛法在中国最为发达嘛。

中国和非洲、拉美等国家不一样，那里非常贫穷，很多人穷得连饭都吃不起，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处于不中而偏的状态，这就没办法、没心思、没能力、没基础来学习大乘佛法。而现在的西方国家呢？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精神生活也极大地丰富，以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面就说，要把一个人送到天堂，就请到纽约来。很多从欧洲、美国回来后也有这样的感觉，整个欧洲就是一个大花园；美国也好得很，生活起来就像在天堂一样，安逸得很。但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下学习佛法就很难，因为要对佛法产生信心，就要充分体会人生的无常，体会到人生的苦处，体会到生死的逼迫。有了这些感觉，你才会有所发心，想求得解脱。在生活条件非常优越、非常丰富的情况下，人就很难发得起出离炎心、求解脱之心。反之，如果生活得非常苦，常常饥不果腹、衣不蔽体，也很难发得起这个心。你成天肚皮饿得咕咕叫，只发愁一日三餐在哪里，哪还有心思学佛求道呢？更何况还要普度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的这种情况，就是不偏不倚，不好不差，正好发心学佛、发心求解脱。这是我个人对“中国难生”的歪解，而实际情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