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总原则可以用“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概括。一方面，要尽力避免本国财物外流；另一方面，要吸收外国财物，使之不断输入，关键在于物价不能低于其他国家，“谨守重流”。

“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语出《管子·地数第七十七》，上面引用齐桓公与管子的对话：“桓公对管仲说：‘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吗？’管仲回答：‘可以。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征收的号令急则物价上升。先王就是掌握号令的缓急，对内据守国财而对外取之于天下的。’”（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还有多条通过有意识提高他国某种产品价格，让其发挥产业比较优势，诱使之放弃本国农业生产，造成单一的经济局面，借以颠覆别国的案例。比如提高纺织品价格以颠覆鲁、梁，提高鹿价以颠覆楚国，提高狐白之价以颠覆代国，提高器械之价以颠覆衡山国等。在他国“以钱为纲”，放弃农业社会种粮这一本业全力追逐利润时，在本国则广积粮，形成市场垄断局面。等到别国粮食感到缺乏，而本国谷物又不准自由买卖，别国的人民为了取得粮食供应，就不得不相率归顺了。

管仲，这位曾经挽救中华文明之大厦于将倾的伟大政治家已经远去了，在这样一个虚拟经济发达的信息时代，孔子对他“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赞叹似乎也已成为历史余音。但《管子》一书阐述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却不会成为绝响，它告诉我们：真理是朴素的，真理也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