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象学学说里，其不仅为我们确立了“面向事物本身”这一哲学宗旨，而且还为我们提出一种贯彻和实现这一宗旨的具体途径。这即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悬置”的方法论理论。该方法论坚持，为了面向事物本身，我们就必须首先把由我们的常识所形成的那种所谓的“自然观点”悬置起来，对“自然观点”所深信不疑的关于世界存在的信念，以及基于该信念的种种认知的、价值的、道德的、宗教的判断加上括号，存而不论。因此，所谓“现象学悬置”不过是对笛卡尔“怀疑一切”方法的一种现象主义的运用。它要求我们对现存世界及其相关物存在予以一种“准怀疑论”式的“中性化”和“不设定”，以期排除一切人为因素的干扰，去伪存真地使最终不可怀疑的东西如是呈露。

　　尽管这种“消除世界的思想试验”的不无神秘的方法颇受一些包括现象学家(例如施皮格伯格)在内的西方现代哲学家的轻视和非议，但无独有偶的是，该方法却是东方古代哲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为了说明这一点，就不能不涉及庄学极其独特的悟道功夫，涉及庄子有关“坐忘”、“撄宁”、“心斋”等等概念的论述。

　　关于“坐忘”庄子写道：“颜回曰：回益也。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曰，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曰，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

　　又关于“撄宁”庄子指出：“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庄子·大宗师》)

　　又关于“心斋”庄子谓：“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

　　如上所述，在庄子的学说里，无论是所提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坐忘”也罢，还是所提出的“外天下，外物，外生”的“撄宁”和“唯道集虚”的“心斋”也罢，其都主张为了进入道的澄明之境，就必须将我们关于现存世界存在的信念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思虑在思想上悬置起来而使其失去作用。因此，尽管三者表示方式各异，但就其基本取向而言，它们都作为一种“消除世界的思想试验”而与胡塞尔所谓的“现象学的悬置”几乎同旨。

　　故而，依据“坐忘”、“撄宁”、“心斋”这些观点而把庄学断言为“主观唯心主义”(例如冯友兰)这一看法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虽然庄子在悟道功夫中主张我们对世界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庄子意欲否定世界存在本身而最终导向一种之于世界的虚无主义的理论。正如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悬置”并非是对世界的彻底否定，而仅仅是对之“中性化”、“不设定”或“存而不论”，仅仅是对由常识所形成的“自然观点”的存疑待审一样，庄子的用意也同样如此。在这里，庄子所要求我们的不过是之于世界的“遗忘”而非遗弃，不过是对由习俗所形成的“成心”予以去蔽，从而使我们始终保持一种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和“虚而待物”的空灵心境。因此，正如胡塞尔并非是贝克莱的同僚一样，庄学也并非如同魏晋“佛玄”学者所牵强附会的那样与佛学为伍。

　　这种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得以“虚而待物”的空灵心境，如果说在胡塞尔那里被称为“纯粹意识”的话，那么在庄子的学说里则被表述为“坐忘”之心、“撄宁”之心、“斋戒”之心。在《应帝王》篇中，庄子像提出所谓“玄览”的老子那样，别有深意地将这一空灵的心灵喻为一面一尘不染的明镜；“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在庄子看来，正是由于其具有这种“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的属性，它才能“胜物而不伤”地使人们面前的本然事物顺其自然、如其所是地从中呈露，才能“无思无虑始知道”地实现庄子所谓的之于道体的“见独”。

　　因此，正如在现象学里，其所谓的“现象学的悬置”也即所谓的“现象学还原”，对“自然观点”的悬置不过是为了使“事物本身”真实呈现一样；同理，在庄子的学说里，其要求我们对“成心”予以去蔽乃旨在最终使自在自为的宇宙之道自行开显。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郭象所谓的“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这一认知上的以负求正、以否定求肯定的方法论。在中国历史上，该方法论理论不惟源远流长而且日趋成熟而自成一统。它由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一“为道日损”学说的老子所开创，中经提出“坐忘”、“撄宁”、“心斋”学说的庄子所发明，后又为提出“夫有所知，则有所不知。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僧肇：《般若无知论》)这一“破相显性”的“空空”学说的中国佛学所进一步肯定和继承。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悬置”学说的提出，则使该东方古老的方法论理论经由现代阐释而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