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胜良君对税史人物的评价，在高扬人道大旗的同时，非常娴熟地运用了赋税技术标准。正是这种有分寸的左衡右量，也使我再一次见识了他深厚的赋税专业功力。在人道大前提下，税史人物对赋税专业技术的贡献，显然不可轻易忽视。坦率地说，许多税史上的反派人物，就大道而言属恶无疑，但其创设的一些税种，在征管技术方面的创建等等，往往歪打正着地开辟了税史技术的先河。因此，就赋税纯技术专业贡献而言，也不应埋没他们的贡献。钱江的“厘金”就是典型的一例。再比如对赵赞的评价：赵赞的一系列税收创议虽“基本上属于苛敛，但其措施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影响，有实行的基础在，故也会有合理的因素”。55对袁氏“粮台”、“袁氏金库”梁士诒的评价，也是不忘其赋税专业技术之功，认为在梁士诒的亲身策划和参与下，北洋政府的税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整理旧税和开创新税上。尽管诸多动议都以“半拉子工程”收场，但有一点变化却是赫然的，那就是在北京政府1925年的预算中，关税、盐税、货物税、田赋已经成为各占总收入20%以上的四大税种，一方面巩固了晚清以来工商税取代田赋成为主体税类的税制倾向，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南京政府建立起以关、盐、统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奠定了基础。其客观公允可见一斑。

对英国人丁恩的评价，也更多侧重的是赋税技术。所谓丁恩的治税三宝，其实多是就赋税征管的具体技术而言。“治税技术：强化监控，规范征管”的创设并完善稽核机制；革除陋习，堵塞透漏；统一标准，合理负担；依托银行，提高效率。“治税艺术：脚踏实际，缓和阻力”之六点。“治税心术：自由竞争，轻税便民”。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技术、艺术、心术，丁恩身体力行的治税三宝，可以说是进入税收门径分辨贤愚的三个步步递进的尺度。熟练而适时地运用好治税技术，充其量可称为税收专家；把握好治税艺术的诸般分寸，方可成就富于建树的税收行家；但只有那些在治税心术上端正仁厚者，才有望成为丁恩这样的税收名家。”也因此树立了李氏税收人物评价的三维标准，融终极评价与具体、技术评价于一起。

事实上，具体评价、技术评价，任何时候都有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当具体、技术评价与终极评价尚未发生冲突的境遇下，具体、技术评价往往更切近境遇，更具有现场感和真实感。税史人物的评价同样。如果没有终极评价，具体、技术评价可能失去正确方向，陷入细节评价的沼泽。相反，如果仅有终极评价而缺乏具体、技术评价，则可能干瘪枯燥，缺乏现场感，缺血少肉，难以使人从心灵深处认同和服膺。无疑，就整本书而言，胜良君在终极评价与具体、技术评价的有机统一上处理得非常有分寸感。比如对宋子文博士税收建树的评价：打理乱世财政；力争税收权益；谋划财政统一；实现关税自主；废除恶税厘金；改革中国盐政；铺陈现代税制；策动央地分税；创建税警总团。可谓终极评价与具体、技术评价有机统一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