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群体将划分为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也不是经理和工人。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两者之间相互渗透，在同一个家庭里，有可能既有服务工作者又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作者42。然而，由于知识工作的流动性，知识社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难题（参见第6章）。德鲁克曾经提出建立工厂社区来解决工业社会的矛盾，但是，工厂社区在过去并未充分发挥作用，现在更难以依靠它来解决知识社会的难题。

　　德鲁克曾经提出通过建立工厂社区来调和工业社会的矛盾，融合不同的群体。然而，这个设想在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几乎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一些成功采取了这一理念的企业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陷入困境。IBM公司就是德鲁克工厂社区理想的实践者。几十年来，IBM公司一直实行稳定就业和保障收入的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末它陷入危机，到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了亏损的极限。1993年新上任的CEO郭士纳（Louis Gerstner）迫不得已放弃了对员工的就业保障承诺，一举裁员上万名。IBM的经历表明，德鲁克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工厂社区理想20年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德鲁克一向认为日本企业是自己最好的学生，然而日本企业在20世纪末也陷入了困境。2004年，支撑到最后的松下公司也不得不宣布放弃终生雇佣制度。

　　德鲁克晚年对“工厂社区”理论进行了反思。“40年前，我想工厂社区将在工作场所中出现，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1949《新社会》和1954《管理的实践》中，我称之为赋予个人地位、作用和自治责任的地方。这正是日本曾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的事情。但即使在日本，工厂社区也不会在今后很长时间里发挥作用。至少对知识工作者来说是如此，日本工厂社区与其说是建立于归属感之上，不如说是建立于害怕被工厂社区抛弃的恐惧之上。工厂社区在西方则从未扎根。我仍然坚持认为，雇员必须拥有最低限度的责任和自治。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需要富有意义的社会生活。”431995年德鲁克在与日本学者中内切谈话时说道：“我大约在1940年开始对管理产生兴趣，因为我观察到大企业将成为一种新的整合社会的单位。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倡雇佣制度的稳定性、年薪保障，以及在工厂中组成自治社团，将员工社会层面的生活和工作也纳入管理考虑的对象。这些概念在西方未曾得到很大的回响，然而，日本却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大步迈进……然而即便如此，今天的企业组织显然也无法做到我50年前所寄望的。因为对于知识工作者而言，企业组织并不能取代家庭和社区的地位。”44

　　　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厂社区不能适应创业型经济的要求。在稳定的企业社区中难以培养人们的创新精神，在一个新老产业地位迅速变化的时代，企业为了生存必须进行大的调整。抛弃老的产品和老的生产线，意味着为老产品和老生产服务的工作岗位不再需要，这些岗位上的人也只能离开。显然，战略转型中的企业再也没有能力保障每一个现有员工的工作和薪水。

　　可见，工厂社区理想与事业理论一样有其特定的产生条件和适用范围。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长期动荡之后，大型制造业企业成为社会的主导机构，蓝领工人成为主要就业群体，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产业结构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德鲁克提出工厂社区概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基本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制造业和蓝领工人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由服务业和信息业以及知识工作者取而代之；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转变，产业升级加速，企业的平均寿命缩短，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更加不稳定；同时，各种非营利组织大量涌现。这样一来，工厂社区理论的假设条件就不复存在了。

　　如同德鲁克一贯坚持的那样，是主动抛弃昨天的时候了。这一时期，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潮流，各类组织从战略到组织开始了全面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期，哈梅尔和普拉哈拉德等学者提出了公司再造理论，克林顿上台以后提出政府再造战略。德鲁克走得更远，他认为仅仅企业再造是不够的，必须以个人再造为起点，实现企业再造、社会再造和政府再造，即整个社会的全面再造。再造的目标很明确：个人再造主要是指知识工作者必须学会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并承担起社会责任。德鲁克指出，工业化国家的管理者有责任向员工灌输这种个人再造的观念，将他们转变成社会的贡献者，企业必须通过再造克服持续成功的障碍，政府通过再造建立小而强的政府。社会通过再造依靠非营利组织重建社区。在知识社会，个人将凭借社会部门取得公民身份。社会需要在两个领域得以发展，它们将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慈善事业的领域里发展，它们还将在改变社区和改变人的服务方面发展。促使社会部门的自治社区组织的发展，是使政府转向并使之重新发挥作用的重要一步45。这样， “自治社区”取代“工厂社区”成为德鲁克社会理论的新的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