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改革，促使各国政府发起了改革浪潮，这个过程往往被称为政府再造（Re-invent Government）。随着大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非营利组织介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一些政府职能被剥离，一些原有职能发生了变化，由此产生“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一时之间，“小政府”说很是得人心。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精简机构”，以迎合民众的要求。德鲁克却说，“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这个问题问错了，我们需要的既不是大政府也不是小政府，我们需要的是“有效的政府”。事实上，德鲁克一直关注着公共部门的改革，从目前流行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中，都不难发现德鲁克思想的影子，比如，目标管理思想就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39。

德鲁克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政府机构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以预算（拨款）为基础的机构中，效率意味着更大的预算支出，工作意味着保持或增加本机构预算额度的努力。对于一个依靠预算的机构来说，首先考虑的或者说赖以生存的就是取得预算拨款。而预算往往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毫无关系，只要有一个想要达到的愿望就行。”140这样一来，政府机构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真正的工作目标——“为公众服务”上，而是放在讨好有关各个方面甚至弄虚作假上，各种行为只是为了获得预算拨款。这种局面如果任其发展，必然将政府引入歧途。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德鲁克主张，政府机构也应该向工商企业学习，采取目标管理方法。政府机构也要关注绩效，行政首长也要像企业的决策者那样思考自身的任务、目的和使命，从任务和使命的描述中提出能够获得行政绩效的明确目标，制定工作标准和考核标准，对绩效进行有效的自我控制，以形成这个机构及其所有人员达标的系统。

20世纪90年代，绩效预算再次在发达国家兴起。在OECD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先后实行了以成果为导向的预算改革，形成一股全球性的政府财政改革的潮流。1992年，克林顿总统提出“再造政府”，其中绩效预算处于首要地位。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1月通过了《政府绩效与成果法案》（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Result Act，简称GPRA），以副总统戈尔为首的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简称NPR）负责实施。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为政府绩效制定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美国政府机构在编制预算，提出支出要求的同时，必须制定一套能够综合反应部门业绩便于考评的绩效指标。

1993年9月，NPR发表报告“从繁文缛节向成果的转变141。”报告中写道：正如管理界的泰斗彼得·德鲁克所说，我们认定的管理要素恰恰阻碍了人们的工作。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与私营部门的管理者读着同样的书，参加同样的会议，他们也知道怎样才能称得上好的管理，但是他们却无法将之付诸实施，因为他们受到很多限制，这是私营部门的管理者无法想象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还有层层的附加补充，每一新程序都要获得某某人的同意，几乎没有人在做事。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时期的官僚作风与信息时代格格不入。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只是预算赤字，而且是绩效赤字。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克林顿政府推出了《绩效与成果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