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纳德是这样论述权威的：“权威是正式组织中信息交流（命令）的一种性质，通过它的被接受，组织的贡献者或成员支配自己所贡献的行为，即支配或决定什么是要对组织做的事，什么是不对组织做的事。按照这个定义，权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主体方面，个人方面，把命令作为有权威的来接受。客体方面，命令被接受的性质。”（P129）一旦涉及定义，或者与定义接近的论述，往往是关键的地方，必须小心翼翼地理解。

（1）从巴纳德论述来看，他理解权威，是从权威发挥作用的动态过程角度进行的。发布命令的一方，接受命令的一方，通过信息交流这个过程，也就是发布命令——接受命令的过程，权威起作用。权威起作用的前提，不是谁发布了命令，而是命令被接受，重点是接受方。这就是巴纳德的权威接受理论。

巴纳德讲明白了一件事，命令发布与命令被接受的过程，无非是一个信息交流过程，权威发挥作用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信息交流过程，因此，信息交流占据组织理论的更核心位置。为什么要发布命令呢？无非是要传递信息并期待产生协作活动。可以把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包含命令在里面，另一种是纯粹的信息传递，不包含命令。无论哪一种，信息传递、发出、被接受，这整个过程中只要产生了协作活动，对于组织来讲就足够了，有没有命令的内涵就变成一个次要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巴纳德没有把权威当作组织存在的三个核心要素之一的原因，他认为，信息交流的问题更为本质。

对比韦伯提出的权威的三个来源，合理权威、传统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我们发现，韦伯的论述似乎关注的是来源、源头、基础的问题，类似于放射性元素的辐射源。而巴纳德巧妙地避开了这个本质问题，他说权威来源于被接受者的同意，来源于“下面”。他从权威起作用的动态过程，从权威发布者和权威接受者的相互影响过程角度看问题，且将决定性因素放在了权威接受者一端。

该怎么评价巴纳德的论述呢？特别是与韦伯对比的时候。恐怕还是韦伯的理论在权威问题上更基础。为什么呢？放射性元素产生辐射，如果没有被辐射到的物质，那么，辐射并不存在。可是，放到现实里，可能存在放射性元素单独存在的情况吗？即使辐射到空气中，空气也是一种物质。类似地，权威如果不被接受，权威无法发挥作用，但现实的体验告诉我们，除了少数的极端情况，特别是在一个组织的动态过程中，命令只要发布了，声音从权威的位置发出了，通常会起些作用，总会有一些影响力。在权威的发布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影响中，哪一端都可能有更决定性的作用。

巴纳德在著作结束的部分表达过他的理念，“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协作的力量，能够使人自由地协作。”这句话帮助我们理解巴纳德看问题的角度，他认同自由意志，那么，结合权威经常落空的现实，他从权威的被接受角度讨论问题具备合理性。而且，越往后看，越能感觉到这个角度看问题的必要性，当面临权威失去效力的情况时，我们是不是该想想，那种动辄使用权威的做法到底如何？当意识到，组织成员可以很大程度上决定他是否提供贡献活动，这至少帮助我们可以更聪明地使用权威。

有关权威的定义，巴纳德用了这样的语言，“从上述分析中得出一种我们的研究目的所需要的类似于定义的论述。”（P129）这句话用词恰当，巴纳德感觉到了自己给权威还不能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因为他限定了研究目的。任何定义，肯定是接近于适合一切情况的。这也说明巴纳德的谨慎，他在说什么事情之前，先告诉别人他论述的前提。这一段我们的标题是“准定义”，巴纳德做出有关权威的论述，是一种接近定义的描述。

（2）从上面巴纳德接近于定义的论述中，还提到一点，权威分为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这也是一个比较难理解的地方，什么是主体方面？什么是客体方面？这种划分的意义是什么？

一切理解还要围绕个体角度与组织角度的区别，以及权威与信息交流的区别。我们可以初步做以下简单理解：

“主体方面，把命令作为有权威的来接受。”（P129）这种理解的角度，强调的是个人、个体。个人判断他是否接受权威，是否执行命令，个体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这些判断都是个人的，因此，也就是主观的判断，属于主观因素。

“客体方面，命令被接受的性质。”（P129）这个理解角度则强调组织，强调整个协作体系，组织客观存在着信息交流的体系，而不管单个人是如何看待的。命令被接受的性质，本质上是信息交流体系发挥作用，即权威是信息交流的一种性质，信息交流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存在。巴纳德指出信息交流体系在专门术语中常常表述为权威体系。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巴纳德将权威的客体方面，仅仅是权威的客观方面，近似等同于信息交流体系。巴纳德理论的继承者之一，决策理论的发展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指出了巴纳德理论的不足。他认为巴纳德将权威体系等同于信息交流体系存在问题，是个遗憾。西蒙指出，组织的信息，很大一部分是不依赖于权威体系来传递的，二者不可等同。20注意，此处讨论涉及我们在权威这一章开篇提出的理论的重大分野，权威与信息交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哪些区别？有哪些类同？关于这一点，特别得感谢西蒙犀利的识别能力，这也让我们后人得以注意和感知他们谈的到底是什么事。

我是这样考虑此问题的。巴纳德是把权威的客观方面等同于信息交流体系，仅仅是客观方面，也就是作为一个协作体系存在下去的客观要求，不包含主观方面，不包含权威被接受过程中接受方的主观判断。一个组织中大量的信息传递，不依赖于权威体系，乃至多数信息传递都不依赖于权威体系，这符合后现代组织的特征。那么，不依赖于权威体系的信息传递，在设定的权威体系之外的信息交流，其发生依靠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个人的决策，个人主观的选择，这就与权威的主观方面情况类似，由个体决定是否接受指令，要不要交流，与谁交流，至少是非正式组织的交流。如果这一分析合理，那么，巴纳德的论述就没有问题，因为，他不但对权威与信息交流进行了开创性的区分，还明确提出了权威的客体方面和主体方面的区别，也就是说，显然巴纳德不可能认为所有的信息都依赖于权威体系传递。但是，再回过来思考西蒙的论点，我们可以借此提出一个疑问，即使将权威的主观方面对信息交流的影响全部排除在外，组织正式的信息交流过程，全部经由权威体系传递吗？这似乎是个程度问题，是一个以权威为中心还是以信息交流为中心的程度问题。这样看来，西蒙的论述也没有问题。

为补充理解巴纳德为了自己研究目的、从某个视角为权威下的定义，我们还是再细品几段巴纳德自己的话。

“如果一个命令下达给了命令的接受者，命令对他的权威就被确认或确定了。这成为行动的基础。如果他不服从这个命令，就意味着他否认这个命令对他有权威。因此，按照权威的定义来说，一个命令之是否有权威决定于接受命令的人，而不决定于权威者或者发命令的人。”（P129）

巴纳德引用罗伯特·麦克斯的论述，“不论权威来自个人或机构，都是由舆论创造和维持的。而舆论则是由情绪、感情、尊敬或命运论支配的。即使权威所依据的是强制力，它也要为被统治者所接受，尽管其接受是由于对强制力的恐惧。”（P129-130）

巴纳德还引用詹姆士.G.哈伯德的话，“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在军队中。训练和士气影响到士兵的无声的投票。当前进命令下达的瞬间，士兵大众立即执行——这是群众心理学的一种变形：要服从指挥者。但是，在这个动议被通过以前，军队是不会前进的。只有各个普通士兵之间相互协作，才会有全场一致的同意。”（P130）

下面讨论的权威被接受的四个条件，无关心区，这些都是从权威的主观方面讨论问题，我们先把权威的主观方面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