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的实践》中，德鲁克还提出了一些需要继续探讨的新问题。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进入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变着企业的面貌，也为企业管理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此时，美国的工业化过程基本完成，企业开始大规模自动化改造。自动化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工人的工作方式，对管理人员提出了严峻考验。不仅如此，战后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劳动力的素质，对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管理问题初露端倪。

首先是前面讨论过的管理层的合法性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多数大型企业已经转变为现代公司，所有者淡出了企业经营的舞台。但从法律上讲，董事会作为所有权的代表机构是企业中唯一合法的管理机构，尽管他们实际上已经衰落为橡皮图章。

德鲁克认为，管理层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的高管层，也就是总经理和董事会的组成及职能。董事会衰落的局面必须扭转，董事会继续衰落对管理层的合法地位是一个严重威胁。但董事会回归管理机构的地位也是不现实的，唯一出路是转变功能，由管理机构转变为监督机构。

德鲁克在这里还提出了“外部董事”的概念。他主张董事会必须与实际经营相脱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应该在董事会中占有主要地位。如果董事会真正是一个外部人员的董事会，其成员大多数从未作为公司的正式管理人员的话，董事会将更强大、更有效。虽然他也承认外部董事更容易受到总经理的摆布，但他辩解说，虽然一个内部董事会不会被他人愚弄，但是它能够轻而易举地愚弄他自己。总的来说，德鲁克在讨论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时，主要着眼于治理机构的内部结构，而忽略外部监督机制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外部审计制度的作用。

在工业化社会兴起之初，德鲁克极力为大型企业组织及职业管理层的合法性辩护。而到20世纪80年代，职业经理已经逐渐失去了所有权的支持之时，德鲁克再次对管理层的合法性表示忧虑。合法性在德鲁克看来就是维持一个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德鲁克将“地位”、“功能”、“合法性”等社会学和政治学范畴的概念引入管理，一些评论家对这种“宏观思维”大加赞赏，而另外一些评论家则批评德鲁克在引用这些概念时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

公司治理结构由于与权力和政治相连，不同时期有不同情况，但始终是一个难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转变为一个雇员社会，通过养老金及其他方式，国民收入的80％以上为雇员所有。企业雇员实际上已经通过养老基金获得了企业的所有权，但是他们却并没有相应的责任，也没有相应的地位。当然，这是后话。

　　其次是管理和管理层的前途问题。

　　今天，人人都在谈论虚拟组织、扁平组织和减少管理人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管理和管理层的功能、结构与规模一直都在变化，这些变化一直在对管理人员提出考验。

20世纪50年代管理人员面临的考验来自自动化革命。这个时期是自动化革命的高潮时期，自动化革命带给人们的恐惧和疑惑，恰似信息革命带给我们的那样。在想象的自动化世界里，许多人预言除了工程师和机器人以外，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将失业。

德鲁克在研究了一些典型案例之后肯定地说，自动化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纯粹是以技术为特征的109。如同每一种技术一样，自动化主要是一种概念体系，通常所认为的新技术将以机器人取代人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自动化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也是一种新的生产逻辑。管理者对生产体系的逻辑理解越正确，运营越清楚、越理性，生产的制约因素就越少，机会就越多。按照自动化生产的逻辑，它将需要大量非常熟练的受过培训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而将被取代的主要是半熟练工人。新技术不会使管理人员成为多余之人，也不能用技术人员取代他们。自动化不会以一股突然而至的潮流将人们淹没，它将逐渐平稳地渗透进来。自动化不会是剧变，所谓的“自动化革命”将是一种渐进的、非常不平衡的过程。总之，自动化不仅是机器与设备的革新，而且将按照新的生产原则来组织生产过程，管理人员必须理解和贯彻新的生产原则。

新技术并不是管理人员的终结者，但它提出了新问题和新要求。事实证明，自动化只是将就业机会从报酬较低的体力工作转移给报酬更高的专业工作或技术工作。通用汽车的前董事长阿尔弗雷德·斯隆在高技术时代之前就预言：“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工厂自动化了，就必定有好的结果。但是我们的经验表明，情况并不总是这样。”110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通用汽车感觉到外国竞争的热浪袭来时，它对工厂的自动化改造进行了大规模、长期的投资。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用汽车公司在技术投资上花费了几百亿美元，结果却把公司领进了死胡同。由于工人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训，而未能熟练掌握新技术，公司缺乏大量训练有素的操作员和维修保养工人，结果自动化设备经常出故障，汽车质量相当不稳定。

在同一时期，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由于缺乏资金，没有像通用汽车一样对工厂的自动化改造进行大规模投资，他们将重点放在对管理流程和工作流程的持续改进上，这样做反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日本汽车公司在技术和人的平衡之间也比通用汽车做得要好。显然，那些致力于不断改进管理系统的公司走到了竞争的前面。而指望自动化革命魔术般变出一个全新世界的公司都没有取得成功。

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况，德鲁克总是告诫管理人员要保持清醒，不要被引起变化的某一个方面所迷惑，要像真正的管理人员那样系统地思考问题。一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就是这样一个因素，它那令人炫目的变化总是企图将管理人员引入迷途，诱惑他们只关注它对生产工具的影响，而忽视技术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生产率的影响。德鲁克教育管理人员不要被技术创新的成功压垮，要对管理的创造力充满自信。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科学对于人类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111。

　　另外一个问题是专业人员的管理问题。

　　高等教育的普及给管理带来一个新问题：如何管理迅速崛起的专业人员群体。随着二战后大学教育的普及和以自动化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企业的普遍应用，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两个领域的知识密集程度迅速提高，专业人员成为企业内部各种群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专业人员的内涵也大大扩展了，从研发部门的科研人员扩展到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会计师、律师以至计算机专家，当然也包括管理人员。随着新技术的广泛采用，这一群体还将继续膨胀，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群体还没有明确的称呼和地位。

　　　德鲁克一直关注着这个群体的发展及带来的管理问题，在《管理的实践》出版之前，1952年就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管理及专业人员”。在这篇文章中，德鲁克借鉴了通用电器公司发明的称呼“个体专业工作者”。1959年，在《未来里程碑》一书中，德鲁克终于给这个群体找到一个自认为满意的概念——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人们一般将他们称为“白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知识工作者都是管理者，因为知识工作也像其他任何工作一样，有些是无技术可言的琐碎杂事。

　　即使给专业人员找到了一个“知识工作者”这样的称呼，也没有办法确定针对这个群体的管理政策，它只是说明了确实有问题。相当一部分知识工作者在职能部门工作。在目标管理理论中，德鲁克已经感到职能经理的工作对目标管理是一个挑战，现在专业人员群体的崛起更增加了这种困难。这是一个全新的管理领域，过去针对蓝领工人发展出来的管理办法对新兴的白领大军几乎完全不合适。最典型的，建立在劳动定额和计件工资基础上的衡量蓝领工人工作效率的办法及报酬奖励标准就不能适用于专业人员。

我国长期将专业人员归入“知识分子”并定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德鲁克显然不同意这个分类方法，但在《管理的实践》中德鲁克还对如何给这类人员定位犹豫不决：专业人员既有经理的特点，又有工人的特点，还有不同于这两者的新特点。德鲁克认为，专业人员不同于管理人员，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责任和业绩标准方面的差异。管理人员对单位的工作绩效负责，也就是说他必须对其他人的工作承担责任，而专业工作者只需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由于责任不同，他们各自的工作目标和衡量标准也不一样。管理人员的工作目标直接围绕企业的经营目标来制定，这些目标构成评价其工作绩效的标准，虽然专业人员也要对企业绩效负责，但他们是对自己的工作绩效负责，衡量专业职务的标准主要是专业水平。虽然这些区别或界限本身有时是模糊的，但无论如何必须将两个群体区别对待，将专业人员归入管理人员的一部分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它会带给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做法正是造成专业人员队伍的不满和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比如，我国高校中博士竞争科长的现象，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思想，表明了专业人员的一种普遍性期望：有朝一日“升迁”到管理岗位。也就是说，专业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通向管理职位的工具。这种体制的结果必然是，优秀的专业人士缺少继续在专业上努力的动力，而管理阶梯上却充斥着郁郁不得志的庸才。

德鲁克特别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把专业人员看作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但这解决不了问题，要想管理好专业人员，那就首先必须承认专业人员是与众不同的一类人。应该将专业群体从工人群体中独立出来，成为企业除了管理人员和工人之外的第三群体112。

　　德鲁克对专业人员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效率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德鲁克决定将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归为一类。在1985年出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德鲁克更加明确地指出，本书中的管理者泛指那些必须在工作中运用自己的职位和知识，做出影响整体行为和成果的决策的知识工作者、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113。德鲁克一贯不是特别注意概念一致性，在不同著作中，往往根据论题的需要确定概念的范围。读者如果机械地理解这些概念，就有可能陷入迷惑。就专业人员这个概念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而言，尽管德鲁克在不同著作中的界定稍有不同，但由于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讨论问题，因此，其观点并不矛盾。

　　《管理的实践》就像是论文集，这种写作风格在后来的《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等管理著作中保留下来。习惯于阅读学术著作的读者往往对德鲁克论述风格感到困惑，觉得它们缺乏严密的体系。

　　20世纪50—60年代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管理热潮注定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到来，《管理的实践》宣告了它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