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通过新版《亚裔人员法案》之日，也就是“最后通牒”所设的最后期限。在此期限仅剩两个多小时的时候，我们召集大会，准备举行焚毁证件的公开仪式。非暴力抵抗委员会认为这个会无论如何都要开，万一意外接到政府的善意答复，我们就借着开会之际向侨团宣布政府的决定。

不过，委员会相信政府压根不会有任何反应。大会定于1908年8月16日下午四点于约翰内斯堡市哈米迪亚清真寺（Hamidia Mosque）广场举行。我们都提前到达会场，做好接收电报的安排，这样万一政府做出答复就能第一时间送到会场。各个阶层的印度侨民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在南非，黑人都用四足铁锅做饭。我们从一位印度商人的店里买来一口最大号的这种锅，（P.310）放在广场一角搭好的一个台子上，准备用以焚毁证件。

会议就要开始的时候，一名志愿者骑着车送来了一份政府来电。电文声称，政府对印度侨团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政府方针不可更改。我们向到会人员宣读电文内容，大家高声欢呼，似乎人人都庆幸政府到底还是没有满足我们在“最后通牒”提出的要求，庆幸还是有机会焚毁证件。因为不清楚每个人鼓掌称幸的动机，所以我也说不好这种喜悦之情的本质，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这阵阵欢呼体现了与会者的满腔热情。印度人对自身的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

大会开始了。主席向与会者说明整体局势，请大家提高警惕。会议通过一系列相应的决议。在清晰细致地介绍了我们与政府之间冗长协商的各个环节后，我说道：“现在，如果哪位同胞想拿回已经交来要焚毁的证件，（P.311）就请站出来，拿回自己的证件。此外，焚毁证件本身并不算犯罪，谁要是以为这么做就能入狱就该失望了。焚毁证件只是为了表明我们绝不向‘黑色法案’低头的决心，是为了让我们无证可示。但是谁都可以今天烧掉证件明天再去重新办证，所以如果现在有谁打着这种软骨头的小算盘，或者有谁觉得自己可能吃不了苦，他们现在还可以拿回自己的证件，我们绝不阻拦。这也没什么丢脸的，因为现在拿回自己的证件也是一种勇气。但是，如果现在焚毁了证件，过后又去申请办证，那才可耻，而且还会损害整个侨团的利益。我再次请大家注意，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我们知道有的人会在这次长征中掉队，而这会让剩下来的人肩负更大的重担。因此我建议各位务必三思，考虑清楚了才加入今天我们提议的行动。”

我的发言还未结束就有不少人在高喊：“我们不想拿回证件，烧了它们。”最后，（P.312）我让反对决议的人站出来，谁也没站起来。令人振奋的是，米尔·阿兰也到场开会，公开表示之前殴打我是错误的，并把自己的旧证件交来焚毁，——他并未主动登记办理新证。我高兴地紧紧握着他的手，再次向他保证我从未对他怀恨在心。

委员会收到了两千多份准备焚毁的证件。尤瑟夫·米安先生把证件全都扔进那口大铁锅，淋上煤油，点上火。在熊熊烈焰燃烧之际，大会全体起立，整个会场欢声雷动。有些人原来一直没拿出证件，现在也走上台来，把证件付之一炬。当被人问到为何要等到最后才这么做，其中一位的回答是，因为这样才更合适，才更能给围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位老实承认自己原来勇气不足，而且以为大家不会真的烧证件，但看到大火真的烧起来了，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与大家同进退，必须交出自己的证件。（P.313）在整个斗争的过程中，类似的坦诚并不鲜见。

整个场面让在场的英文报社记者印象深刻，他们纷纷刊登报道，绘声绘色地描述整个会议过程。其中一位英国《每日邮报》驻约翰内斯堡记者将报道发回伦敦，将此次印度人焚烧证件与当年波士顿倾茶事件相提并论。我倒觉得这个比喻对印度侨民有失公允，因为当年美洲是十几万欧洲志士反对大英帝国，而在南非对抗强大的德兰士瓦政府的只是一万三千多名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信念，对自己抗争正义性的信念，对神的信念。尽管对虔诚的非暴力抵抗者，信念已是很强大的武器，有它就够了，但在一般人看来，和武器精良的美洲欧洲人相比，一万三千名赤手空拳的印度人真是微不足道。神赋予弱者力量，但世人却轻贱弱者。（P.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