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官吏的入仕途径，主要有四种：一是科举，二是门荫，三是流外铨，四是行伍和入幕。

科举之制，起于隋代。隋文帝合并州郡以后，实行了一个重大变革，就是废除汉代以来地方州郡的自行辟除僚属权力，所有品官均由中央吏部任命。“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338同时又停九品中正制。官吏的选拔，必然要另创新途，科举即由此而诞生。

但隋代科举制的详情，唐人已说不清楚，史料多所抵牾。今人考证科举起始年代者，有云起于隋文帝的，有云起于炀帝的，还有云起于唐代的339。考诸史实，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刘焯*（读音zhuō）被冀州刺史赵煚*（读音jiǒng）“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而赵煚任冀州刺史止于开皇十九年（599年），刘焯举秀才当在开皇十九年以前。韦云起“隋开皇中明经举”，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据年龄推算亦应在开皇年间340。秀才、明经、进士三科，隋开皇时均有。问题在于，当时的秀才、明经、进士（有学者认为进士科源于北朝后期的文学科，而文学从汉代就有，即贤良文学），究属汉魏以来旧有的察举科目，还是新出现的“怀牒自举”的科举科目，史籍阙如。炀帝多所变革，可能从炀帝起进士科始盛，所以后人多把进士科之创立归于炀帝。《唐摭*言》（读音zhí）称：“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文献通考》亦曰：“炀帝始建进士科”。唐人奏章也如此言。薛登云：“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杨绾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341上述各科，属于岁贡常举。因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制诸州岁贡三人”342，有学者认为，科举常科至开皇七年正式成立，并断言岁贡三人为秀才、明经、进士各一人，且三人之限，具文而已343。

另外，开皇十八年（598年），文帝下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344

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诏：

“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大业五年（609年），“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345。这些诏令都没有使用“永为常式”之类语言，是为一次性举荐无疑。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文帝还是炀帝，都没有规定举荐的人数。因此，所谓举荐，实际上只是负责报名事务。这种自荐性质的举荐，与以前他荐性质的举荐有了质的差别。据此，有学者认为，科举制科至开皇十八年正式成立346。

实际上，科举制的创立是一个逐渐进展的过程。上溯到魏晋南北朝的孝秀明经考试，已经孕育了科举的萌芽。随着隋代对州郡建制的调整、九品中正制的停用以及用人权的上收，科举制随之诞生，唐代又在承袭隋制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完善，使其成为抡才大典。但历史往往是复杂的，新旧因素常常交错一起。即使唐代的科举，我们依然可从“行卷”等方式中看到荐举的影子。真正在科举中消除荐举因素，完全实现“以程文为去留”，是一直到宋代才实现的。

唐代沿用了隋代科举之法。“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到尚书省，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347

参加科举者为两类：一是生徒，二是乡贡。“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348。

报名参加科举实际无人数限制，所以州县对“乡贡”的考试实质在于资格审查。唐律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注与疏释“贡举非其人”为“德行乖僻，不如举状者”；“应贡举而不贡举”为“才堪利用，蔽而不举者”349。

显然，州县考试所强调的是“如实”而已，而不是强调“精选”。报名者只要身份无误，一般不会在州县淘汰。当然，某些要求较高的科目，州县亦应淘汰。如秀才科，公认最高，要求亦严。“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③既然州长要连坐，则肯定初试要淘汰。秀才科在唐代之所以废绝，史家多认为是因其要求过高而无人敢报，实际上，中国之大，各色人等之多，报名者不会没有。问题出在“坐其州长”上，刺史担心负连带责任，有报名者也要用考试方式淘汰掉。秀才科的废绝，反证了其他科目州县考试的不淘汰。

直到开元年间，才开始强调贡举的质量。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下诏道：“自今以后，贡举人等宜加勖勉，须获实才。如有义疏未详，习读未遍，辄充举选，以希侥幸，所由官亦寘*（读音zhì）彝宪。有司申明条例，称朕意焉。”350即使如此，对州县在乡贡中的基本要求，依然为辨明身份籍贯，如开元十九年（731年）敕令要求乡贡均由本贯解送，不得由附贯解送。“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351天宝十二载，“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④这次罢乡贡，可能与州县的考试流于形式有关。但罢乡贡无疑等于断绝了相当一大批人的出路，所以两年后又恢复了乡贡。

大约到中唐以后，参加科举者众多，遂有了州县贡举的人数限制以及对州县试题试卷的审查制度。会昌五年（845年）举格规定：

“公卿百家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二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鄜*（读音fū）坊、宣商、泾邠*（读音bīn）、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读音yǎn）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其诸支郡所送人数，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不得诸州各自申解。诸州府所试进士杂文，据元格并合封送省，准开成三年五月三日敕。”“今诸州府所试，各须封送省司检勘，如病败不近词理，州府妄给解者，试官停见任。”352

隋唐科举与汉代以来察举的最大区别，是科举为自荐，察举为他荐。而不在于是否分科取士。关于这一区别，陈仲安、王素先生辨之甚明353。他荐则选人权操之于荐主，自荐则选人权操之于中央。至于是否能够得人尽才，倒在其次。这正是科举制行之千馀年的奥秘所在。武周时薛登曾批评科举制，语多偏颇，但其所说：“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354，倒一语中的，说明了科举制的自荐性质。

唐代科举的科目较多。“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355实际上，其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进士和明经二科。

秀才科：

从隋代起，秀才科选拔就极为严格。典型一例即杜正玄。

“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馀常贡者，随例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356

尽管隋代秀才选拔严格，但尚有登第者。杜正玄弟正藏，开皇十六年（596年）举秀才，被苏威所抑，大业中以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357。其馀秀才散见于史者尚有许敬宗、刘焯、王贞、侯白等。唐代沿袭了隋代的这种严格要求。武德五年（622年）起复科举，置有秀才科，试方略策五道（或说三道）。但得人甚少，每年仅一二人，时或阙如。据《唐登科记总目》，武德五年至永徽元年共二十九年（622～650年），开二十七科（贞观二年、十六年各停一次），登第者秀才仅二十九人，而同期进士则达二百四十一人，进士是秀才的八倍余。永徽元年以后，由于秀才科取人过少遂停。其后高宗、玄宗虽曾两度试图恢复秀才科，但“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收奖，应者多落之，三十年无及第者”，最终废除①。

进士科：

进士科是唐代最重要的科目。无论是唐人还是后人，论科举则首列进士。唐初政要，多出自功臣勋旧。高武之时，进士科有了较大发展，虽然宰臣出身进士者比例不大，但羡慕进士出身已成风尚。如富贵过人的薛元超自称有“三恨”，第一恨就是出仕不由进士。“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358开元以后，进士科兴盛无比。中唐以后宰相，绝大多数是进士出身。

唐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上元二年（675年），加试《老子》策三条。调露二年起359，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认为，进士科仅试策过于庸浅，加试杂文二篇。所谓杂文，即辞章，到开元以后，所试杂文则专用诗赋。建中二年（781年），以箴、论、表、赞替代诗、赋。大和八年（834年），又复罢议论而试诗赋。在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中，最难考的，就是杂文诗赋。明经不试杂文，较为好考。“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360故唐人重进士，轻明经。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361

进士科及第初无名额限制，据《登科记》，武德年间每科不过数人，最多为武德九年达七人，贞观年间略有增加，数人至十数人不等，最多为贞观十八年达二十四人。高宗以后，每科多则五六十人，少则十数人。到中唐以后，基本上每科三十人左右。故唐人有“桂树只生三十枝”之谚。贞元、大和、会昌年间，曾数次规定进士每科二十、二十五、三十等名额限制，但屡有变易。

在进士所考内容中，帖经属于经学基础知识，诗、赋属于文采辞章，时务策属于以经学为基础的政论。唐代科举题目，诗、赋因时而定，有较大的灵活馀地，策论更是紧切时政，生僻者不多。以诗赋而言，物候杂感均可入题。“兴元元年，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至是再荣，人谓之瑞柳。礼部侍郎吕渭试进士，以‘瑞柳’为题。上闻而恶之。”362可见诗赋命题之灵活。《登科记考》卷14载有贞元十六年（800年）庚辰科进士策论题目五道，具体内容如下，可作为试题例证。

第一道：问：《周礼》“庶人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縗*”。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务衣食之源也。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由是农商工贾，咸遂生业。若驱彼齐人，强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无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匮神废礼，谁曰非阙？且使日中为市，贸迁有无者，更何事焉？

第二道：问：《书》曰“眚*（读音shěng）灾肆赦”，又曰“宥过无大”。而《礼》云“执禁以齐众，不赦过”。若然，岂为政以德，不足耻格，峻文必罚，斯为礼乎？《诗》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语》云“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若然，则明哲者不成仁欤，杀身者非崇德欤？

第三道：问：圣哲垂训，言微旨远。至于礼乐之同天地，易简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于何象？绝学无忧，原伯鲁岂其将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阳之桐，聿*（读音yù）来凤羽；泮林之椹，克变鸮*（读音xiāo）音。胜乃俟乎木鸡，巧必资乎瓦注。咸所未悟，庶闻其说。

第四道：问：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乃至邹衍吹律而寒谷暖，鲁阳挥戈而暮景回，吕梁有出入之游，周原变堇荼之味。不测此何故也？将以传信乎，抑亦传疑乎？

第五道：问：纺绩之弊，出于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贱，蚕织者劳焉。公议者知之，欲乎价平，其术安在？又仓廪之实，生于农亩。人有馀则轻之，不足则重之。故岁一不登，则种食多竭。往年时雨愆候，宸慈轸怀，遣使振廪，分官贱粜*（读音tiào）。故得馁殍载活，麦禾载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窃闻寿昌常平，今古称便，国朝典制，亦有斯仓。开元之二十四年，又于京城大置。贱则加价收籴，贵则终年出粜。所以时无艰食，亦无伤农。今者若官司上闻，追葺旧制，以时敛散，以均贵贱，其于美利，不亦多乎？

从唐初起，对进士科以文辞选人就有不同意见。

《新唐书·选举上》曰：“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于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其后，二人者卒不能有立。”

《唐会要》的记载大体相仿，云：“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时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旦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旦问之。对曰：‘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并如其言。”

武周时，薛登也指责科举制影响了社会风气。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363

代宗时，制科进士出身的杨绾上奏请罢科举，复察荐。他认为当时科举的弊端由高宗时进士加试杂文、明经填帖而起。“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徵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讟*（读音dú，诽谤）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古之贤良方正，岂有如此者乎！”364

中唐以后，对进士科的批评日增。李德裕尤恶进士，认为进士浮薄，不足以托国事。甚至对武宗称：“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365

从盛唐起，进士确逐渐滋生了浮薄之弊，且到中晚唐尤盛。对此，欧阳修认为：“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及其后世，俗益婾*（读音yú）薄，上下交疑，因以谓按其声病，可以为有司之责，舍是则污漫而无所守，遂不复能易。”③也就是说，进士科在当时无以替代。

明经科（附三礼、三传、开元礼、史科）：

明经科在唐代重要性次于进士科，但所取人数远多于进士科。应明经者先帖经，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由于口试易于引起纠纷，建中二年（781年），在中书舍人权知贡举赵赞提议下，开始对经义作口试记录以为凭据。

“应口问大义明经等，举人明经之目，义以为先。比来相承，唯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经术浸衰，莫不由此。今若顿取大义，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无以劝学。请约贡举旧例，稍示考义之难。承前问义，不形文字。落第之后，喧竞者多。臣今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既与策有殊，又事堪徵证。凭此取舍，庶归至公。”366

大概建中二年对口试作笔录的方式，没有能够长期坚持。到贞元十三年（797年），尚书左丞顾少连权知贡举，又上奏恢复笔录之制。“至于帖书及以对策，皆形文字，并易考寻。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伏请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仍请依经疏对。”④到元和二年（807年），明经停口义，改试墨义。后口义与墨义几次反复，到大和时固定为墨义。

明经又有五经、学究一经的区别。虽然史载还有三经、二经者，但常见者为五经和学究一经。唐代九经有大中小之别，《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此外还有《孝经》、《论语》。所谓通二经者要求大小经各一，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要求大经均通而中小经各一，《孝》《语》则要求所有人兼通之。

另外，三礼和三传，也同明经类似，统属经书。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即《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据《唐会要》，三传系长庆二年（822年）由谏议大夫殷侑奏请所置。盖因《左传》文字比《礼记》多一倍，《公羊》、《谷梁》比《易》、《书》多五倍，所以当时明经习三传者十无一二，故立三传科以倡导。唐代规定，应三礼或三传者及第者，白身视五经，有出身或前资官视学究一经。据此，学究一经在对待上要高于五经。

贞元二年（786年），增设开元礼。开元礼是玄宗时令张说等所修撰，为唐代礼仪制度汇编。应开元礼者，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贞元九年，又定开元礼除试大义和策论以外，其余一切按三礼对待。

在长庆二年立三传的同时，又设立史科。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367

之所以有一史和三史的区分，在于通一史者按通五经或通三传对待，三史皆通者另行优待。

实际上，明经、三礼、三传、开元礼、史科，性质同属一类，可用明经为其代表科目。唐人对明经多看不起。

其他诸科：明法、明字、明算诸科与明经不同，属于专科性质。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明字又称书学，先口试，再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明算又称算学，试十部算经各一道，亦有大义问答、《记遗》、《三等数》帖读。

童子科则限年在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兼通《孝经》《论语》者。道举创始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习老庄文列四子。举送课试之法与明经相同。

唐初科举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考。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368此后，礼部主试成为定制，一直延续到后代。偶有遣他官知贡举者，也多为中书舍人之类，而且在权知一次贡举后例迁礼部侍郎。

参加科举者的身份，有一定限制，倡优隶皂刑徒僧尼不得在应选之列。一般来说，常科不许现任官员参加，流外吏员亦被排斥。而制科则不限定白身，致有常科进士再应制科者。但制科有时亦限定身份，根据皇帝意志随时确定。

开元十五年（727年），“蓝田县尉萧谅、右卫胄曹梁涉、邠州柱国子张玘*（读音qǐ）等对策稍优，录奏。帝谓源乾耀、杜暹*（读音xiān）、李元紘*（读音hóng）等曰：‘朕宵衣旰食，仄席求贤，所以每念搜扬者，恐草泽遗才，无由自达。至如畿*尉卫佐，先经推择，更与褐衣争进，非朕本意。’由是唯以张玘为下第放选，馀悉罢之。”369

对于常科来说，不仅现职官员不能参加，官宦子弟亦有约束。唐代有不成文的定制，宰相子弟须避嫌不应科举（由于是不成文的惯例，所以后人认识多有分歧，有的认为三品以上子弟要避嫌，有的认为内职或近侍子弟要避嫌）。甚至父祖罢任，仍需皇帝诏许，宰臣子弟方可参加科举。如令狐绹由中书罢相，行至河中，奏请让其子令狐滈*（读音hào）参加科举，诏令就试，遂中进士370。中唐以后，“将”“相”有别，宰臣子弟不得应举的限制仍然坚持，而从笼络方镇的目的出发，则鼓励镇将子弟应举。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敕令曰：“自今已后，天下勋臣、节将子弟，有能修词尚学，应进士、明经，及通史学者，委有司务加奖引。”371开成元年（836年）又再度颁发类似诏令。“文武之道，合而兼济。勋臣子弟，有能修词务学，应进士明经及通诸科者，委有司先加奖引。”372

即使籍贯身份无误，行状有亏者也要取消其应试资格。元和二年（807年）敕曰：“自今已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虽薄有辞艺，并不得申送。如后举事发，长吏奏停现任。如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试官及司功官，见任及已停替，并量事轻重贬降，仍委御史台常加察访。”373

州县乡贡和诸学生员到京后，需要结款通保，由掌管户籍的户部审查。“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374所谓“结款”，是指投递解文及家状；所谓“通保”，是指投递保状。家状要写清籍贯、姓名、三代名讳，保状由举子互为担保或由熟知之人作保。制举则不结款，试后审查籍贯，但仍要通保。天宝十五载（756年）玄宗开怀才抱器科，有一应试者“私怀文策”，被发现后“坐殿三年”，并贬所保之官。开成三年（838年），中书门下重申取保之法，奏道：

“今日以后，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则以亲姻故旧，久同游处者；其江湖之士，则以封壤接近，素所谙知者为保。如有缺孝弟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者，并不在就试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隐蔽，有人纠举，其同举人并三年不得赴举。仍委礼部明为戒励，编入举格。”②

举子进入考场时，要核对正身，搜检衣服。“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诃出入，以防假滥焉”375。这种措施，主要目的是防范冒名冒籍，而不在于防范夹带。同后代相比，唐代考场对夹带限制并不严格，有时还专设工具书，以备查阅。

“肃宗乾元初，中书舍人李揆兼礼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其词藻，深昧求贤之意。及试进士文章日，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兹，请恣寻检。”376

唐代科举考试之法有口试，有笔试。其帖经主要考背诵记忆，类似于今日填空。

“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馀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⑤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起规定，科举考试以后，及第者所试杂文与策论答卷，先送中书门下详覆，然后放榜。长庆元年（821年）又重申开元二十五年旧敕。大和八年（834年），方改为礼部试毕即放榜，仅将及第者所试杂文试卷和乡贯、三代名讳同时送中书门下存档而已。

在唐代科举中，值得注意的是纳卷行卷和通榜公荐之制。

纳卷又称通卷、纳省卷，即要求举子将自己的优秀旧作汇集成卷报礼部，作为主考录取时的参考。天宝元年（742年）韦陟为礼部侍郎知贡举，用通卷之法。“曩*（读音nǎng）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377有关唐代纳卷的记载颇多。如《唐摭言》卷12《自负》有云：“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南部新书》甲卷云：“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

行卷和纳卷相仿，只不过纳卷是纳于主考，行卷是纳于主考之外的其他名人和权贵。《唐诗纪事》卷65“裴说”条云：“唐举子先投所业于公卿之门，谓之行卷。”唐代行卷最有名的故事是白居易向名诗人顾况行卷。据云，顾况在读卷前，戏言道：“长安百物方贵，居大不易。”但当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惊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378行卷一多，则有把卷轴作为“脂烛之费”的。上引《唐摭言·自负》又云：“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阍媪脂烛之费。”甚至行卷中有抄袭之作而恰恰投于原作者门下的。《唐语林》卷7载：“卢司空钧为郎官，守衢州。有进士贽谒。公开卷阅其文十馀篇，皆公所制也。语曰：‘君何许得此文？’对曰：‘某苦心夏课所为。’公云：‘此文乃某所为，尚能自诵。’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名，不悟员外撰述者。’”由于投卷过多，为引起对方重视，还有数次投递“温卷”者。《云麓漫钞》卷8载：“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

通榜是主考官的友人据其所知向主考推荐。贞元八年（792年），陆贽知贡举，其好友补阙梁肃向陆贽推荐八人，郎中王杰（或作王础）协同陆贽确定及第名单，所录进士二十三人，有八人久负文名，十馀人数年之内官至台省清要，其中就包括“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后人誉该榜为“龙虎榜”。

韩愈曾追记道：

“往者陆相公司贡士，考文章甚详。愈时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陆之得人也。其后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馀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之考文章甚详也，待梁与王如此不疑也，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至今以为美谈。”379

宋人洪迈道：

“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380

公荐则是官贵名人直接向主考推荐举子。杜牧及第，即出于太学博士吴武陵的公荐，事见《唐摭言》卷6“公荐”。时侍郎崔郾*（读者yǎn）主考，吴武陵专程赶去对崔郾推荐杜牧。

“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

纳卷行卷、通榜公荐，在唐代科举中至关重要，通过这些环节，基本上在考试前就已经确定了及第名单，只要试卷与考前印象差距不至过大就行。如上引崔郾例，公荐者公然要求与杜牧状元，而状元已有人，随之又求第五名。殊不知这些均发生在考试之前，将置考试于何地？这种制度，明显带有察举的遗留痕迹，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确实可以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偶然因素，有助于主考全面了解人才，综合考虑举子的一贯成就。同时又能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迫使主考服从公论。另一方面，它又会使科举陷入权贵名人的左右，特别是陷入权力角逐的漩涡，违背以文取士的宗旨。所以，后世对唐代的这些做法，有赞之者，有毁之者。赞之者谓其至公，毁之者谓其徇私。其实，究其本质，这些制度措施，立足点都在主考本人的素质，而不是求制度的完善，立足于人治。一旦主考不力，权贵干预，即使没有徇私舞弊，也属于黑箱操作。寄希望于用这种方式消除考试弊端者，实际是倡议科举中的“清官政治”而已。所以，随着科举制的健全完善，到了宋代，行卷公荐之类做法就被彻底取缔了。

唐代科举亦有殿试，但殿试之法在唐代不为定制，而是偶一为之。武周载初元年（689年）在洛阳开殿试首例，玄宗开元年间及天宝初期，曾屡次殿试。安史之乱以后，殿试很少举行，仅宪宗元和时有御宣政殿试四科举人之载。唐代殿试与宋代殿试不可相比，不属于科举制度体系中的必须环节，对科举的实施未形成重要影响。

为了防范舞弊，有时采用重试或复试方式，再度甄别。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考，录进士郑郎等三十三人。敕令驳下十人，重试十四人，由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负责重试，结果重试的十四人中覆落十三人。对此穆宗下诏道：

“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实才，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眷言败俗，深用兴怀。郑郎等昨令重试，乃求深僻题目，贵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至多。其温业等三人粗通，可与及第，其馀落下。今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试杂文，先送中书门下详覆。侍郎钱徽，贬江州刺史。”381

本传称钱徽系拒绝了宰相段文昌的请托、得罪权贵而致祸。不管是钱徽作弊还是宰相段文昌借故报复，科举中以重试来监督考试是否公正则属实。

唐代实行旨在避嫌的“别头试”制。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在礼部侍郎韦陟的建议下，主考亲族应举者送吏部考功司另行考试，称之为“别头试”。韦陟奏文曰：“准旧例，掌举官亲族，皆于本司差郎中一人考试，有及第者，尚书覆定，然后附奏。臣本司今阙尚书，纵差郎官，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厘革。伏望天恩许臣移送吏部，差考功员外郎试拣，侍郎覆定，任所在闻奏。即望浮议止息。”382

贞元年间，曾一度停罢别头试，元和时又重新恢复。今之学者，多有赞誉这种制度的。其实，该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主考官员避嫌免责，而于防范作弊作用不大。元和年间恢复别头试后，仅具徒文。“初礼部试士，有与亲戚者，则附于考功，莫不阴授其旨意而为进退者。”383因此，贞元停罢别头试时，方有“识者是之”的记载。

唐代进士及第，极为荣耀，所谓“春分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乾符二年（875年），朝廷对进士宴会进行限制。敕曰：

“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诚宜行止端庄，宴游俭约，事务率醵*（读音jù），动合兢修，保他日之令名，在此时之慎静。岂宜纵逸，唯切追欢。近年以来，浇风大扇，一春所费，万馀贯钱。况在麻衣，从何而出？力足者乐于书罚，家贫者苦于成名。将革弊讹，实在中道。宜令礼部切加诫约，每年有名宴会、一春罚钱及铺地等相计，每人不得过一百千。其勾当分手，不得过五十人。其开试开宴，并须在四月内。稍有违越，必举朝章，仍委御史台常加纠察。”384

科举及第，不论是进士还是明经，都只是取得了做官资格，可以叙阶进入散官队伍。是否任职，还须经过吏部铨选。唯有制举可直接授予官职。所谓散官，是做官的身份级别标志，是“官身”而不是“官职”。“官职”在隋唐称为职事官，待后另论。科举及第的叙阶方法为：“诸秀才出身，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九品下。明经出身，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从九品上。进士、明法出身，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若通二经已外，每一经加一等。”385

制举：

制举不同于进士、明经等常科，其科目由皇帝临时确定，不定期举行。

欧阳修称：

“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386

制举涉及的范围特别广泛，几乎无所不包，高武时曾有“应四科举”（如李怀远）、“应八科举”（如陆元方）者。唐人曰：“国朝于常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扬拔擢，名目甚众。则天广收才彦，起家或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拾遗、补阙。玄宗御极，特加精选，下无滞才。然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387

据《唐会要》不完全统计，制科有名目且有及第者如下（以首次出现的年份为序，相近者归并为一科，文字有细微差异而寓意相同者归为一目）：

志烈秋霜科、乐道安贫科：显庆三年、大历二年。

幽素科、风雅古调科：乾封元年、天宝六载。

辞殚文律科：上元三年。

辞标文苑科：垂拱四年。

蓄文藻之思科、藻思清华科、文辞雅丽科、文辞秀逸科、辞藻宏丽科、文辞清丽科：永昌元年、先天二年、开元七年、天宝元年、天宝十三载、建中元年。

抱儒素之业科、经学优深科：永昌元年、建中元年。

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长寿三年。

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才高位下科、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证圣元年、神龙二年、开元十五年、开元十七年。

文艺优长科、文儒异等科：万岁通天元年、开元五年。

绝伦科：神功元年。

拔萃科：大足元年。

疾恶科：大足元年。

龚黄科：长安二年。

才膺管乐科、道侔伊吕科：神龙二年、先天二年。

才堪经邦科、多才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神龙二年、开元二十一年、元和元年。

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讽谏主文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8次）：神龙二年、开元元年、大历六年、建中元年、贞元元年、贞元四年、贞元十年、元和二年、长庆元年、宝历元年、大和二年。

抱器怀能科：景龙二年。

文以经国科、文经邦国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4次）：景云二年、先天二年、贞元元年、贞元十年、元和二年、长庆元年。

藏名负俗科、哲人奇士逸伦屠钓科：景云二年、开元元年。

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先天二年。

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先天二年。

茂才异等科、良才异等科：景龙二年、开元元年。

文史兼优科：开元五年。

博学通艺科、博学宏词科：开元六年、开元十九年。

将帅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军谋越众科、识洞韬略堪任将相科、军谋宏达材任将帅（4次）科：开元十二年、开元十五年、开元二十三年、建中元年、贞元元年、元和二年、长庆元年、宝历元年、大和二年。

高蹈邱园科：建中元年。

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2次）：建中元年、贞元四年。

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县令科、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2次）、达于吏治可使从政科（2次）、详明吏治达于教化科（2次）：贞元四年、贞元十年、元和元年、元和二年、长庆元年、宝历元年、大和二年。

大体上，唐代前期的制举科目主要在文辞，侧重于从民间选人，而唐代后期的制举科目主要在治术，侧重于从现任官员中选人。特别是德宗以后，制科基本上统一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详明政术可以理人”、“军谋宏达堪任将帅”四科上，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有成为定科的趋势。凡事有经有权，唐代科举，常科即“经”，制科即“权”。制科的灵活，可弥补常科的不足。但无论如何，制科的地位与常科不能相提并论。

唐代制科过滥，致有不少滥竽充数者混迹其中，冀图侥幸。玄宗开元三年（715年），诏开“高蹈不仕”科，结果应者众多，不得已每人赐物十段打发了事。其敕云：

“朕缅稽古训，思弘致理，以为道之为体，先崇于静退；政之所急，实仗于贤才。是用求诸岩薮，假以轺传，虚伫之怀，亦云久矣。卿等各因旌贲，来赴阙庭，诚合尽收，以光是举。然孔门荷篠*（读音xiǎo），唯数七人；商山采芝，空传四老。今之应辟，其数颇多。朕顷缘幸汤，粗令探赜*，或全诚抗迹，固辞避于呈试；或含光隐器，不耀颖于文词。未测津涯，难于处置。语默之际，用舍遂殊。其弟子春等，并别有处分。自馀人等，宜各赐物十段，用成难进之美，以全至高之节。宜皆坐食，食讫好去，仍依前给公乘还贯。其华阴郡李岗等十六人，虽所举有名，或称疾不到，宜令本部取诸色官物各赐二十段，以充药物之资。”388

类似情况不光玄宗时存在，其后亦不断发生。据唐人记载：“德宗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县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云：‘将应不求闻达科。’此科岂可应耶！号欺聋俗，皆此类也。”389

武举由兵部主持，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始设。其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史籍记载多略，且无多大社会影响，没有成为武职官员的主途。不仅唐代，以后历代的武举均不重要。直至清代，武官以行伍为正途，以武举为杂途，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多种史书谈及鸦片战争中的关天培时，多强调其武举出身，殊不知清代武官均以武举为耻，以行伍为荣。此谬误出自以文推武，想当然耳。

科举以外的其他入仕途径，主要有门荫和流外铨。

门荫是唐人出仕的一大途径。唐制，五品以上散官有荫，六品以下散官无荫。有荫散官后代称“高品子”，无荫散官后代称“品子”，各自有其出仕办法。封爵、勋位、皇亲、国戚均可比照散官用荫。

高品子可直接用荫（包括封爵、勋位、国戚用荫）为散官，但不得为职事官。其用荫办法为：

“以门资出身者，诸嗣王郡王出身从四品下，亲王诸子封郡公者从五品上，国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县公从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从七品上，男从七品下。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周亲出身六品上。皇太后大功亲、皇后周亲从六品上。皇帝袒免亲、皇太后小功缌麻亲、皇后大功亲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缌麻亲、皇太子妃周亲从七品上。其外戚各依服属降宗亲二阶叙。诸娶郡主者出身六品上。娶县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出身从七品上。县主子从八品上。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子及国公子从八品下。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390

凡高品子用荫叙散阶者，按年龄区别，二十一岁以上的高品子，由兵部安排在亲、勋、翊三卫。十五岁以上二十一岁以下的高品子，则为太庙斋郎（六品子可为郊社斋郎）或弘文、崇文二馆学生。籍贯为两京及附近诸州（京兆、河南、蒲、同、华、岐、陕、怀、汝、郑等州）的三卫，每年番上（服役），无故不到者要罚款并补番，三番不到则毁注甲，夺告身。籍贯在其他诸州的三卫则不番上，但要每年纳资（实为代役钱，因其系不课户，故称纳资）。满六番或纳资满六年，即满六考（一年一考），由兵部校试，“有文堪时务”，则送吏部参加职事官的铨选；“无文”则留在三卫，其后只能按年劳增加散阶，而不能再入选职事官。

太庙斋郎（郊社斋郎）也具有服役性质，一边从事祭祀杂役一边学习，满六考（郊社斋郎满八考），由礼部考试，通两经，则可参加职事官的铨选。

弘文馆和崇文馆的学生均为高官元勋近亲贵戚子弟。“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391考试通过者可参加职事官的铨选。

门荫在唐代仕途中有重要位置，特别是由于统治者经常限制官贵与寒庶争竞，高级官员子弟不入科举就必然要走门荫途径。一些论者为了强调科举的重要性往往有意无意地贬低门荫，实有偏颇。门荫并不是直接做官，而只是取得出身，能不能当官还有考满、考试、铨选等多个关口，简单地说门荫会降低选人质量并没有根据。唐代门荫出身者不乏名臣干吏，即使是当时的著名文人，也不看轻门荫。当然，门荫也有差别，大体上，三卫最差，到唐后期的出路尚不如流外铨。“其后入官路艰，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流外虽鄙，不数年给禄禀。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392斋郎则较优，接近于科举中的明经。两馆生最优，但两馆生非常人可望及。因此，唐人在门荫中多把眼光投向斋郎。颜真卿未发达时，曾言：“官阶尽五品，身着绯衫，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其望满矣。”393李德裕作为十分能干的一代名臣，贬科举而褒门荫，确有不当，但也不能看作一派胡言。因此，有必要对唐代门荫制度加以认真研究。

六品以下的散官子弟，即无荫品子，可通过纳课、捉钱入仕。所谓纳课，是每年纳钱一千五百，同时给三品以上高级职事官当差。纳课满十三年后考试，根据成绩分四等，第一等送吏部选官，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纳资两年，第四等纳资三年，各满相应年限后再试，授散官阶品。所谓捉钱，是替地方政府放贷，每年保证二百日有盈利，年终由所在衙署以名簿和绩效情况附朝集使报吏部考功司和兵部，满十年后合格者授予散官品阶。

唐代有大量的流外官，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各种吏员。几乎所有衙署，都以吏员充实着官僚队伍金字塔的基座。他们包括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府、史、书吏等等，以及各机构掌管具体事务的办事人员，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传制、赞者、主宝、主符、主节，殿中省的侍御衣、幕士、习驭、奉舆等。其次为一些具有专门技能的工匠，如中书省的修补制敕匠，弘文馆和集贤院的楷书手、搨书手、笔匠、熟纸匠、装潢匠，殿内省的药童、合口脂匠、兽医等。再就是一些专门学生，如司天台的天文观生、天文生、漏生，殿中省的针咒生等，这些专门学生的性质更接近于学徒。流外官尤以九寺五监等具体办事机构为多。州县也有流外，除常见的佐、史等以外，还有如仓督、市令、助教、县博士、县录事等。

流外官的初选有一定标准，由吏部郎中掌管。“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叙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394京师流外官的人选，来自一般品子或州县佐吏，或府州举荐的庶人。在京流外官又分两类，一类称为前行要望（包括吏部、兵部、礼部、考功、都省、御史台、中书、门下八司。《唐六典》作七司，少礼部），一类称为后行闲司（除八司外的其他衙署），初选先入后行，考选转前行。

凡是流外官，都有按年度固定进行的考课制度。“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过，立四等考第而勉进之。”395所立四等考第是：“清谨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396不同的流外官有不同的服务年限，考满合格后即可转迁。一般“每经三考，听转选，量其才能而进之，不则从旧任”④。其转迁的顺序是，由最低的流外番官亭长、掌固（三考）转入府、史，由府、史（两考）转入令史，转迁均要试判。最后考满可取得身份，分文武参加吏部或兵部的品官铨选。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规定，流外官考满入流时，还要加考一经一史。这种流外官的选拔升迁以及最后进入品官程序，含选拔、任用、考课于一体，统称之流外铨，又称杂品入流。

杂品入流在隋唐时期是品官的一大来源。玄宗时，优伶黄幡绰曾以杂品入流诙谐取乐。“上又尝登北楼望渭，见一醉人临水卧，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对。幡绰曰：‘是年满令史。’又问曰：‘尔何以知之？’对曰：‘更一转入流。’……或曰：郑滁州胪于曲江，见令史醉卧池岸，云：‘更一转入流。’”397用醉汉一转身会落入水流，谐音杂品吏员年满经过考选转任进入流官。唐代由流外出身选入品官队伍者，当占全部官吏的大多数。开元年间国子祭酒杨瑒就说：“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馀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馀倍”398。流外铨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研究唐代选官制度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