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要重点讲述的是，梁武帝在统治政策上的失误。

刘宋、萧齐两朝宫廷政变频发，皇帝宝座频繁易主，每一个新皇帝登基，都会对宗室诸王进行一番杀戮，从而使得宋、齐两朝的宗室政策充满血腥味。梁朝不一样，由于梁武帝在位时间很长，内政平稳，在对待宗室诸王的政策上，与宋、齐两朝不同。梁武帝本人也认为，宋、齐两朝杀戮过重，因此造成了江山短祚、社稷不永，所以，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但是，梁武帝矫枉过正，在宗室政策上却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他对于宗室诸王过于宽纵，对皇室子弟的纵容溺爱已然失去原则。更为甚者，由对宗室的宽纵，进而扩展到对整个官吏阶层的放纵。这可以说是梁武帝统治时期的弊政之一。

梁朝宗室诸王肆行非法，他们根本就不受到法律的任何约束。例如，临贺王萧正德（？—549，字公和，萧梁宗室，临川王萧宏第三子）是梁武帝的侄子。梁武帝自己还没有亲生儿子的时候，曾以他为养子。因为这层关系，萧正德在梁武帝当上皇帝之后，就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被立为太子。但是，后来梁武帝有了自己的儿子，萧正德的这个梦想也就落空了。当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梁朝文学家，梁武帝萧衍长子，502年被立为太子）确立以后，萧正德被封为西丰侯，于是他就心中怀恨。

也许是出于补偿的心理，梁武帝对萧正德一直特别的溺爱放纵。萧正德所做一切恶事，他都视而不见。例如，萧正德曾经聚集京城恶少，公开在建康城内杀人抢劫，但是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普通六年（525），萧正德叛逃北魏，七年（526）又从北魏逃回。对于萧正德的叛国之罪，梁武帝仍然没有任何处罚，只是流着眼泪将他数落一番之后，还继续让他做王爷。梁武帝的纵容溺爱，并没有让萧正德感恩戴德。后来“侯景之乱”爆发，萧正德为了当皇帝，竟然和侯景勾结，迎接侯景过江。侯景能够顺利占领建康，主要就得益于萧正德的配合。

再比如，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473—526，字宣达，南兰陵兰陵即今江苏常州武进区人，梁文帝萧顺之第六子、梁武帝萧衍六弟），也就是前面所说萧正德的生父，乃是一个贪污聚敛的能手，家里有仓库上百间。有人向梁武帝报告，说萧宏的仓库里藏有武器。梁武帝还以为萧宏要谋反，于是，就带着亲信去萧宏家里探听虚实。

宴会过半的时候，梁武帝说要去看看萧宏的库房。当时，萧宏很害怕，非常担心哥哥发现他搜刮了那么多的钱财而处罚自己。萧宏越是害怕，梁武帝就越发怀疑，怀疑库房是不是藏有武器。于是，梁武帝就将每一间库房都查看了一遍。梁武帝看过之后，略加计算，发现弟弟家仅金钱一项就有三万多亿！其他如布、绢、丝、绵、漆、蜜、蜡、朱砂、黄屑等杂货，“但见库满，不知多少”了！萧宏还在忐忑不安呢，哪知道梁武帝却很高兴地对他说：“阿六，没想到你还真会理财呢！”于是，兄弟二人重新回到酒席桌上，梁武帝一直痛饮到深夜才返回皇宫。原来，梁武帝看过仓库之后，发现全是财物，而不是武器，就放心了，因为他知道弟弟只是爱钱，而没有谋反的政治野心就够了。

可见，对梁武帝来说，只要不是图谋造反，至于贪污聚敛、搜刮百姓，这些事情都可以做。不仅皇室子弟可以贪污搜刮，其他达官贵人自然也可以。梁朝吏治败坏，贪污成风，应该说与梁武帝纵容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后来，“侯景之乱”发生，王伟替侯景所写的讨伐檄文中说：“梁自近岁以来，权倖用事，割剥百姓，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绵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你看看那些王公贵人，毫宅大院、锦衣玉食，如果不是从才百姓那里搜刮得来，是从那里得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侯景之乱”滥杀无辜，可谓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但是这篇檄文的内容，却一点不假。

梁武帝一方面对皇族、官僚极尽优容之能事，另一方面对于普通百姓却是严刑峻法。史书上说，当时的官吏任意捕捉人民，人民流离失所，许多城镇都变得破败不堪，甚至无人居住，盗匪公然抢劫，国家的监狱人满为患。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当时梁朝政府登记在册的编户不到五百万口，每年因为犯法而被判处两年以上徒刑的人，却多达5000人。又据记载，梁武帝有一次出行到建康城外，遇到一个自称“秣陵老人”的老者拦住了他的去路。“秣陵老人”对梁武帝说：“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常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意思就是说，梁武帝治理天下，对下层老百姓苛刻残酷，而纵容权贵。这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如果能够改变这种统治方法，那将是天下人的福气。这个“秣陵老人”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他所说的这番话，确实符合梁武帝统治时期的情景。不过，梁武帝对这位“秣陵老人”的忠告，依然是置之不理。“严于下，而宽于上”，是梁武帝治国之策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他的弊政之一。

梁武帝统治时期的另一个弊政，就是佞佛，周一良先生干脆就说，佞佛乃是梁武帝最大的弊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梁武帝深深地迷信上佛教。梁武帝对佛教，不是一般的迷信，而是到了痴迷不悟的程度。众所周知，秦始皇、汉武帝乃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杰出的帝王，但就是这样两位伟大的君主，却终生迷信于求仙、求长生，至死而不悟。梁武帝对于佛教的痴迷，比诸秦始皇、汉武帝对神仙的迷恋，更胜一筹。而且越到晚年，梁武帝对于佛教越发迷信，他不但自居为“菩萨皇帝”，还颁布一道命令，要求萧梁境内所有的道士全部弃道归佛、改行当和尚！

本来，宗教信仰可能人人都会有，一般普通百姓迷信佛教，至多造成个人家庭的财产损失，对社会、对民生并无妨碍。但是，梁武帝作为一国之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此迷信佛教，就必然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梁武帝为了祈求福祉，大事营造寺院塔，施舍僧尼，以至于掏空国库，转而再向百姓搜刮，结果弄得民不卿生。据历史记载，到梁武帝晚年，仅京师建康附近，就有500多所寺院，寺院建筑都是“穷极宏丽”，有僧尼十多万，“资产丰沃”，至于地方郡县有多少所寺院，那就没有办法统计了。寺院的空前扩张，使得政府控制的编户人口大量减少，因为许多人为了逃避赋役，都跑到寺院去做和尚尼姑了。

大同十一年（545），贺琛（481—549，字国宝，会稽山阴即今浙江绍兴人）曾给梁武帝上了一道奏章，指出“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不仅从四个方面分析造成“户口减落”的原因，还全面指陈了时政之弊端。这样一来，贺琛就不免得罪了梁武帝。梁武帝果然十分生气，将主书官吏召到面前，口授诏敕对贺琛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并为自己辩解。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已经三十多年不和女人同床、很长时间都不吃肉、不喝酒、不听音乐，难道这还不够节俭吗？我每天三更就起床处理政务，不论政事多少，从不懈怠，有时一直忙到晚上才有空吃饭，甚至于一天才吃一顿饭，人都瘦了好几圈，难道我还不够勤政吗？

贺琛看到梁武帝如此震怒，吓得再也不敢说三道四了。除了贺琛以外，另有荀济（？—547，字子通，颍川颍阴即今河南许昌人）、郭祖深（生卒年不详，襄阳即今湖北襄阳人）二人，也对梁武帝佞佛进行了劝谏。其中郭祖深的奏章，主要就是从寺院僧尼众多、资产丰厚，已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人口等方面来说的。郭祖深直言不讳地指出，有许多人并不是因为信仰，而是为了逃避国家赋役才出家做僧尼的。因此，他要求梁武帝对佛教徒“精加检括”，最后沉痛地指出，如果继续任由佛教寺院的扩张，“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意思就是说，恐怕将来全国到处都就成了寺院，家家都变成了和尚尼姑，最后连一尺土地、一个人都不是国家所有了，因为全都成了佛祖的人。

荀济的上疏更加直白，他在奏章中历数佛教祸国殃民、造成国家短命、亏损名教、废弃忠孝等七桩大罪，并在最后直接批评梁武帝：“杀蝼蚁而营功德，既乖释典；崇妖邪而行谄祭，又亏名教。五尺牧竖，犹知不疑；四海之尊，义无二三其德。”意思就是说，你为了营建寺院佛塔等所谓“功德”，杀了很多蝼蚁，已经不符合佛教的教义了；现在又尊崇祭祀妖邪（指佛教），又亏损了周孔名教。这些道理，就是那些放牛的五尺牧童都清楚得很，为什么你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还对名教三心二意，而迷信什么佛教呢？客观地说，荀济的这番话，对佛教确实有许多偏激之见，对梁武帝本人也有直接的侮辱之语。

可想而知，梁武帝面对这些奏章，该是何等的生气！荀济也深知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在呈上这道奏章之后，就赶紧溜之大吉，逃到北魏避祸去了！

从梁武帝私生活来看，好像是个难得的皇帝。例如，他勤劳于国事，冬季四更天就起床批阅文件，有时候手都冻得皲裂了。自从信奉佛教以后，每天只吃一顿饭，饭菜也很粗糙，“豆羹粝饭而已”，穿的、用的也很简单，“身衣布衣，木棉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不饮酒，不听音声”，就是说，梁武帝的衣服都是粗布料，帐子也都是黑色的棉布做成，一顶帽子要戴三年，一床被子要盖二年，不喝酒不吃肉，不听音乐。从形式上看，梁武帝的确算得上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对佛教戒律能够身体力行。梁武帝还酷爱读书，及至老年仍然手不释卷，经常读书到深夜。梁武帝对于经学也很有研究，曾著有《群经讲疏》二百多卷、《通史》六百卷，梁武帝的诗也写得很好，如“洛阳女儿名莫愁”的诗句，至今仍然为人们所传诵。

但是，梁武帝个人的“节俭”只是小善，抵消不了他因为佞佛而给国家政治、经济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尽管梁武帝在口头上也曾承诺，要在国家政事和个人宗教活动之间有所均衡，但实际上却无法办到。梁武帝经常因为到寺院讲经说法而耽误军国大事，再到后来，他干脆把自己“舍身”给了寺院，也就是将自己“卖”给寺院为奴隶，然后再让大臣出钱把自己“赎回”。

例如，大通元年（527）三月，梁武帝“舍身”给同泰寺，在那里住了4天；中大通元年（529）九月，再次舍身给同泰寺，直到“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才回到皇宫，这次梁武帝在寺院共住了16天；太清元年（547）三月，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同泰寺，还是“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这次在寺院共住了37天。那么，公卿百官“赎回”梁武帝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自然都要从国库中出，而国库中的一切，又都是从劳动人民那里搜刮而来。梁武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舍身”给寺院，并从国库中支出钱财为其“赎身”，实同儿戏一样，只能表明梁武帝的统治已经极度腐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发生政治动乱，梁朝就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