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中国古代的家的哲学的讨论之前，我们不能不直面家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中载沉载浮的历史变迁。

　　无疑，以家为本的思想文化曾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它也带给我们民族历史不可承受之重，乃至其成为我们民族文化至今难以释解的至悲至痛。尽管向家的回归始终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代代同倡的主旋律，然自魏晋开始，随着玄学思潮的兴起，随佛学的大举进袭，随着宋明理学的骤起和风靡，中国文化中的家的地位受到了不断的挑战。魏晋名士“思长林而志在丰草”而对家庭伦理与亲情的公开诋毁，佛僧以“自了汉”为抱负而视“出家”为人生的正途，理学家标榜“天理”和“心性”而使“身家”在其视域中的淡出，这一切都表明了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面临日益增多的致诘和非难。而明代思想独行者的李贽在其六十一岁时剃发为僧并最终自刎于狱中，则可视为是中国家的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以一种“与汝偕亡”的无畏精神告诉人们，一位曾经对儒家的家的宗教无比虔诚的儒者，如何以燃犀烛照的目光洞穿了业已衰敝的家的痼弊和伪善，如何以不无孤绝的行为彻底埋葬了对家的眷恋，以至于在其生命的尽头不是回到自己温馨的家中，而是宁愿在山野的青灯古刹里了此风烛残年。

　　自李贽之后，这种与家的彻底决裂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这一点除可见之于一代文学巨人曹雪芹在其《红楼梦》中对“贾家”之“假”的无情的揭露外，更可见之于个体本位的西化思潮涌人中国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家文化的摧枯拉朽和近乎毁灭性的批判和清算。熊十力直斥家为“万恶之源”，而巴金的“家”的小说的推出，则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地唤醒了无数青年男女挣脱“家的牢笼”的热望和期盼。出乎此则入乎彼，不是家庭本位而是个体本位由此在中国哲学文化中被隆重祭出，成为近现代中国人精神皈依的新的故乡，和人性之再生、人性之凤凰涅槃的伊甸园。尔后，虽有力倡舍己耘人的“社会本位”思潮在中华大地的迅猛崛起，并使现代中国思潮随之始终此起彼伏地摇摆于个体或社会两极之间，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毋宁说代表了人性理解上的一不无极端形式，都毋宁说与体现了“群己和谐”的家的形式最终无缘。故在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中国哲学文化，一如以无家性为其特点的西方哲学文化，同样在“离家出走”的道路上往而不返、日行渐远。

　　显然，这种人类之共同的“离家出走”有其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必然就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家所固有的“家产”之家与“家人”之家两者地位的巨大变迁，也即人类家庭生活中物质再生产地位的不断增强，而人类家庭生活中人自身生命再生产地位的不断弱化，而由之导致的人类家庭生活不可逆转的异化。而在人类历史上，群己对立的国的原则战胜群己和谐的家的原则，统治性的工具理性战胜协作性的交往理性恰恰是这一家的历史异化的体现。这一家的异化，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其表现为家庭财富的增加如何成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在中国古老的周易史观里，其表现为人的饮食需要（“需”卦）如何引起争讼不已（“讼”卦），以至冀大举兴师和兵戎相见（“师”卦）以解决争端。我们看到，也正是这种家的异化，使家已不复为人类安身立命的真正的家园，使家的夫妇唱和让位于不无独断专横的男权，使家的父慈子孝的代际交流固化为“父为子纲”的万世不变。同时，也正是这种家的异化，才使无论弗洛伊德还是霍克海默都把家庭视为权威主义的真正渊薮，才使现代中国人一改其对家的无比眷恋而开始了对其避之犹恐不及的“离家出走”，才使人类迎来了《易经》所谓“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序卦传》）这一家道没落、人性乖戾的时代。

　　然而，这一切难掩人类之家的存在的不朽的光辉。诚如中国古代的家的哲学为我们所昭示的那样，家不仅是人类永远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之场，而且家的亲在性使人发现了具体的自身，家的性感性使人际的原语言的对话得以肯定，家的历时性使人作为族类而不断地世代生成。因此，正是家的存在，才使人的生活从其根本上有了自由、平等、爱情、智慧和永恒；正是家的存在，才使人以“家人”的身份区别于“野兽”，才使人在作为一种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存在的同时，使其人性在现实意义上而非抽象意义上成为真正和丰富的可能。

　　因此，一如人的异化和对象化实际上走着同一条道路一样，人类的“离家出走”与人类的“向家回归”亦并行不悖。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在面临家庭解体的深重危机的同时，这一危机本身又为家的重新复兴提供新的机遇。故与“无家可归”的激愤的抗议相伴。“家庭伦理”、“性别意识”以及超越群己对立的“第三条道路”的讨论正日渐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同时。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无往不胜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在无情撕碎人类家的血缘纽带的同时，又为我们铺平了通向“天下为一家”的人类新时代的道路。故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市场，还有家族之树由灌木成长为参天的森林，以及全球性的“有机团结”，整个人类家族对“家和原则”的视若神明。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所面临的既是一个离家出走、家道没落的时代，又是一个《易经》所说的“伤于外者，必反其家”（《序卦传》）的时代，一个向家回归、家道行将中兴的时代。同时，它也以一种历史的辩证告诉我们，无论星移斗转、世事沧桑，家都是我们人类永远的生命之乡。因此，也许诸如“聚族而居”、“五服之制”、“三年之丧”这些家规家俗将会被人类放进古物陈列馆里，与石斧、青铜器和兵马俑放在一起，然而家的生活和家的原则却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因为惟有家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真正依据，无论科学定理还是历史规律都终究不能改变“血浓于水”这一家学的最高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