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与中华文化由相互碰撞到相互融合，实际上取得了双赢的效果，中华文化由于佛教的刺激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提升，印度文化的因子也因此在汉语世界中得到了极好的保存，所以是皆大欢喜。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文化的冲突还是相当大的。印度佛教里面要提倡出家独身修行，但在中国文化里，却有“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把孝道放到很高地位。佛教出家修行要抛家离子，就与孝道是相违背的。中国人特别敬重君主，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佛教认为出家修道，为方外之人，是可以不敬王侯的。

东晋的时候，净土宗的开山大师慧远和尚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沙门不敬王者论》，就是阐述当和尚的为什么不能敬拜王侯。因为出家修行是为了成佛，佛就是天人之师，不仅是世间凡人的老师，天上玉皇大帝、各路神仙都要拜我为师。这样的人物还需要敬拜王侯吗？所以沙门是不应该敬拜世间的王侯。另外，佛教中间有些基本观点，比如六道轮回，在中国古代也是没有的。中国人认为，生而为人，死而为鬼神，找个祖先牌牌供起来就可以了。佛教说人死之后，可能会变成猪狗牛羊这些，对中国古人来说也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凭啥说我家父母死后会变畜牲啊？就觉得很荒唐。

当然，最后中国人慢慢还是接受了轮回之说，因为没有根本观念上的冲突。中华文化里面本身就有一些非常有活力的元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也就与中华文化本身的元素结合起来了。比如中国人讲孝道，后来汉传佛教对《地藏经》就很重视，因为《地藏经》被称为“佛门孝经”，讲了地藏菩萨多生多世是如何孝养父母的故事，地藏菩萨正是从一念孝心出发，最后成就了“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宏伟誓愿。所以，中国后世的出家人也非常重孝道，比如虚云老和尚，父母去世后，为了尽孝道，三步一磕头拜到五台山，三年才拜完，用自己的苦行来报答父母生养自己的艰辛。这就是佛教理念与中华文化接轨的典型例子。

佛教“沙门不敬王者”的思想，在中国上古时代也是有的，只不过不是主流。比如在道家文化里面，就有“绝圣弃智”之说。古之圣人最大的代表就是先王，是尧舜禹汤这些人，道家就讲“圣人出，有大伪”，绝圣弃智就是要放弃圣人观念、断绝聪明智识。

在先秦时代，壤父击壤的故事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尧帝出来巡游天下，在山西康庄的大道上，遇到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头儿正在大街上玩击壤的游戏，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老太爷，跑到街上的游戏厅打网络游戏的感觉。尧帝的随从们就拍马屁说，尧帝您好伟大啊！在您的治理之下，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得好舒服啊！壤父一听就发火了，说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你看，我什么生活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的，跟皇帝老子有什么关系啊？！尧帝也很英明，一听这话，觉得这个老太爷了不起，真正体现了道法自然的精神，还拜他为师。

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人，尤其是在隐士传统中，是有这种“不敬王者”的精神的。只不过春秋战国以后，秦汉大一统的确立，把这些思想打压得很厉害，而经过佛教文化的启发，这些精神又重新发扬出来了。

六道轮回的观念也是这样。我们在《系辞》前面的章节里讲了“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得很详细了。总之，外来文化中这些合理的观念，都没有违背中华文化的大原则，反而在中华文化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元素，从而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也使中华文化得到不断的发展更新。

到了近代，我们的传统文化饱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如果我们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会有坚定的信心。如果一个人对易道生生不息的精神有了入心入骨的体会，他是不会轻易丧失掉自己的文化自信的，不会轻易变成一个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者。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虽然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处于弱势，但是如果把时间放长，未来也未必如此。西方文化同样可能像当年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一样，最后被我们的传统吸纳，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易道生生不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我们前面学了“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有这样广阔的胸怀在易道里，在中华文化的精神里，我们当然就有理由相信这一点。中华传统文化从上古时代流传至今，其伟大的包容性堪称是人类文明的基因库。如果外在的条件不成熟，这个基因就埋在基因库里面，不能显现出来。一旦受到外在的冲击之后，外在条件一变，其中的基因就会被唤起，从而促成新的发展变化；其伟大的包容性、生生不息的生机和活力，以及巨大的创造力就会产生出来。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这种文化通变的能力就越强。

“5、12”大地震的时候，温家宝总理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多难兴邦”。我们不要理解成为只是地震了、灾难来了，才以这个话来安慰大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每当经过了危难时刻，往往紧跟着就是一轮新的复兴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