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阐微：

西方经济学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公元前355年）在《雅典的收入》开篇提出的问题：（城邦）国家的公民能不能借助于他们的本国资源，而不靠侵夺别人生活？在色诺芬看来，那显然有欠公正。27（然而两千多年后，西方经济学的这种道义基础也不见了，掠夺成了一切西方经济学的潜台词，华丽的词藻和完美的方程式掩饰不住残酷的现实。今天，从非洲到拉丁美洲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现实——那里整个富饶大洲的经济活力都被西方世界吸干了。

在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不同族群经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持久和最强健的动力，用经济手段增强族群和睦相处是经济生活的应有之义。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东亚世界能够在西方势力入侵以前维系持久的和平（相对于中世纪的欧洲这特别明显）；今天一些西方人士将中国对西藏、新疆的开发说成汉人对这些地区的渗透，可谓愚蠢！老死不相往来何以和睦相处？马非百先生说：“此言四方之国皆各有其所宝贵之特产，如欲使其朝服，即当利用此等特产作为与各该国互相交换之媒介。否则，远近无以相因，而国交亦不可得而睦矣。”28可谓一语中的。

原文：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吴越不朝，请珠象而以为币乎？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毤服而为币乎？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而辟千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

译文：

桓公说：“四夷不肯臣服，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我们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璧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所以，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千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一张豹皮，是价值千金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千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发簪、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璆琳和美石琅玕，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所以，对这些宝物若无人主持管理，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远近各国不能互利，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

古今案例分析：

千万不能因为齐国使用他国产品作货币就以为齐国放弃了铸币权。要知道在管子时代，有上、中、下三种货币，而文中提到的各种玉只不过是“上币”，还有黄金作为中币，青铜刀布作为下币。这里“上币”的应用具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即“平天下”。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对当时的货币体制论述说：“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千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握之不能取暖，食之不能充饥，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原文：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这里《管子》的作者说得很清楚，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他的功能只用于调节经济。进而言之，世界上真正的财富是商品而不是货币。

事实上，在列国分立的条件下，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讲的开放是有原则的，就是应用轻重理论，以经济手段“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使“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29

在怀夷之谋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在经济上交通各国，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大一统条件下的外贸理论，以及中国作为东亚大陆的世界领袖“衣养天下”的责任感。反观当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国际分工”，实质上行的却是残酷的“殖民掠夺”。中国清代以前的国际贸易不是这样，从来就没有过欧洲那种勒索和剥削式的进贡，对中国的朝贡贸易收益最大的总是外围小国，那些小国得到的回报有时是贡物的数倍。朝贡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国际上的“损有余补不足”，这是西方世界和全盘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也不能理解的。

柏杨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写道：“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