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态度不甚明朗，也不知道会不会逮捕我们。但眼下情势危急，我们可不能连着几天都等政府答复，等个一两天还行。于是我们决定如果政府不实施抓捕，我们就立刻离开查尔斯镇，进入德兰士瓦。如果路上没被抓，这支“和平大军”将徒步日行二十、二十四英里路，连着走上八天，一直走到托尔斯泰农场，在那儿一直待到斗争结束，斗争没结束前就靠种地自给自足。卡伦巴赫先生一早就做好了相应的安排。我们的想法是由这些“朝圣者”帮着盖上泥巴棚。新棚子没盖好前，（P.453）老弱病残者先住在小帐篷里，其余身体没问题的就露宿。唯一的问题是，很快就到雨季了，下雨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有个什么东西挡着遮雨。不过卡伦巴赫先生信心十足，认为这个问题肯定能解决。

我们还为行军做了其他准备。好心的布瑞斯寇医生为我们现做了一个小医药箱，还做了些说明，就连我这样的门外汉都会用。因为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医药箱只能拿手提着，所以只带了最少量的药，一次还不够一百个人用。不过关系不大，因为我们打算每天找个村子，在附近安营扎寨，药不够用再找；而且我们也不打算带着病人或腿脚不方便的人上路，而是把他们安顿在沿途的村里。

我们的干粮就是面包和糖，但如何保证八天路上吃的面包供应呢？面包存不了，要每天发给大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沿路有人能给我们供应面包。可谁能为我们提供面包呢？（P.454）印度人没人会烘焙。而且不是每个村子都有面包师，很多村子的面包都是从城里进的。所以需要一位面包师给我们供货，还要用火车把面包运到指定的车站。沃尔克鲁斯特比查尔斯镇大一倍，当地有家欧洲人开的大面包房愿意接下我们的订单，为我们在每个指定地点供货。那位面包师不但没有利用我们窘迫的困境开高价，还给我们用的是上好的面粉，按时用火车发货。铁路官员也是欧洲人，不仅如数把面包交给我们，还在运输过程中妥善保管，给我们特殊照顾。他们知道我们心中并无敌意，不想伤害任何人，只想以自己吃苦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身边的氛围因我们运动的纯洁得以净化，并一直保持纯洁。蛰伏于人人心中的爱被激发起来，转换为行动。每个人都意识到不论是基督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其他宗教背景，大家都是手足兄弟。

当一切准备就绪，我为达成和解再做了一次努力。我已给政府寄过几封信，也拍了几份电报，现在我决定打电话，哪怕对方只以辱骂回复我的提议。（P.455）我从查尔斯镇给身在比勒陀利亚的史沫兹将军致电。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我说：“转告史沫兹将军我们行军已是万事俱备。沃克斯鲁斯特的欧洲人很激动，很可能会伤及我们的性命。他们已经明确做出威胁。相信就算是将军也不希望发生任何不幸事件。如果他承诺取缔3英镑人头税，我就会终止行军，因为我们这么做并非只为知法犯法，而是情非得已。难道将军不愿答应我们这么小的一个请求吗？”半分钟后我收到如下答复：“史沫兹将军不愿与你扯上任何关系。你爱干吗就干吗。”就这两句口信。

虽然我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但还是没想到答复竟是如此轻慢无礼。组织了六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我和将军也打过不少交道，原以为对方会礼貌婉拒。不过，就算他对我以礼相待，我也不会喜出望外；同样，他的粗鲁无礼也不会让我有半分软弱。很显然，我要走的是笔直而又狭窄的真理之道。次日（1913年11月6日）到了约定的时间（清晨6点半），我们做完祈祷，就以神的名义开始行军。整支“朝圣大军”共有2,037名男子，127名女子和57名小孩子。（P.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