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章还有一段思想史公案必须一辩，供读者判断：钱穆说老子的不尚贤思想，说明这句话必然出现在墨子的“尚贤”之后。这个判断的逻辑就有点奇特，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史证明，反论必然要在正论的后面；而且，且不论老子的尚贤之贤是指财多无爵无位者，就算是指儒墨所谓的贤人，在老子所在的春秋时代（老子比孔子年长约20岁，他们俩看到的世界基本一致，且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绝对比孔子能看到的文献更多），老子认为尚贤（在周王朝传统里贤者即是指有德之人）并非治理之道，说出“不尚贤，使民不争”有什么奇怪的呢？

墨子在孔子之后，此事无歧义，墨家思想大部分是反儒家立场，这个也无疑问。非要把老子的不尚贤，编排到墨子的尚贤之后，作为所谓的“证据”，从而证明老子必然成书在孔子之后，甚至庄子之后，这些都是钱穆为了达到其树立“孔子乃诸子之宗”地位，耗费近70年人生，连篇累牍，从《庄老通辨》到《先秦诸子系年》所做的狡辩。

收入钱穆《庄老通辨》里考辨老子年代的文章，从1923年到1990年，钱穆将其用文献堆砌狡辩的手法用到了极致，先赞叹《老子》思想的博大：读者亦必熟读孔墨以下，战国两百年各家思想，乃至《老子》一书包罗之广，彻见之深，则其为古之博大真人，卓绝无俦，夫复何疑？但是，就是在这句看似赞美的话里，已经预埋入其核心观点，老子年代在庄子之后、战国晚期的线索，所谓“孔墨以下、战国两百年各家思想”云云，无非是为了将《老子》编排进他所谓的思想展衍线索之中：

只将《老子》成书年代移后，置于庄子公孙龙与荀卿韩非之间，则自孔墨以下，战国两百年思想展衍，有一条贯，可以董整，而亦并无损于《老子》一书在古代思想史上所应有之地位。而且如《中庸》，如《易传》，尤当晚出于《老子》，亦均不得其书作者之主名，而此亦并无损于《中庸》《易传》思想之价值。

钱穆说的真轻巧，他一句“无损应有之地位”就可以把《老子》排到孔墨之后，甚至用带有巧言交换的心思说：《老子》五千言，并不比《易·系》《中庸》更特出。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我一不否定《老子》思想的地位，还把老子放在与道家不相上下的易传、中庸之前，你们就认了吧！

钱穆的逻辑真是匪夷所思，为了他的孔门正宗、至圣先师，不惜强词夺理、枉顾逻辑。这一段论述能看到钱穆真正焦虑之所在：今若谓《老子》书在前，而孔墨孟庄以下皆后起，则是庄周见《老子》书而取其论道之一端，惠施公孙龙承袭其论名之一部分，宋荣子则窃取其论心之情欲者，而孔子传《易》，则又得其论阴阳论象之说。此数子者，各得《老子》书之一偏，不能想贯通，而老子最深远，为后来九流百家所自出。纵横家得其“欲翕固张，欲弱固强”之意，兵家得其“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之旨。墨子兼爱取其慈俭之教。孟子“不嗜杀人者得天下”，乃窃其“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之句。《老子》五千言如大海，诸子百家如鼹鼠饮河，各饱其腹而去，此亦复何不可！

先不谈后来郭店竹简本老子已经将老子文本早出的文物证明推前到了比《论语》成书还早的时代，仅就钱穆上述论点的逻辑来说，恰恰证明老子的确对春秋战国诸子思想有其影响，而不是钱穆所谓“放到孔墨之后两百年战国各家思想必后出的综合”。细看钱穆对于“《老子》五千言如大海，诸子百家如鼹鼠饮河，各饱其腹而去”之语，可以想见钱穆写出上面这段话时，内心是极度崩溃的。

老子思想早于孔子，其思想文字在春秋末期流传于诸侯国，孔子与老子有过几次交流，但谈不上孔子是老子的门徒，孔子对老子的赞叹，一半是尊重，一半也是区隔（划清彼此的界限），孔子问道老子，只是一种正常的晚辈、低官职者向长辈、高官职者请教之举，并无损于孔子思想的独立性。

最终而言，老子在孔子之前，孙（武）子、陶朱公、孔子、墨子、韩非、庄周、孟子等对老子思想有所回应，不说明这些人的思想都是从老子思想里“所自出”，这种把前后思想家之间的交流编排进所谓“思想展衍”的门派尊卑的谱系化做法，是正统思想作祟，是毫无价值的门户之见，与真正的思想义理衍生、思想史逻辑的思想争鸣的精彩，有百害而无一益。

郭齐勇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里写道：关于老子其人其书，钱先生定位得很晚。今天考古发掘已证明，《老子》至少已流传于战国中期。《老子》成书当然会更早。并对钱穆对老子观点做如下为尊者回护的解释：钱先生晚年盲目，不可能去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更遑论他去世后才发掘的楚简了。

恐怕可以不揣冒昧地推测一下，1973年就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1990年去世的钱先生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就算钱先生看到1993年出土、1998年释文并鉴定年代的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也不会改变钱先生以孔为主轫、儒墨为主干的先秦诸子发展序列的判断。

老子之前有周易，这是周王朝真正的“官家之学”，说周易是姬氏家族的秘门私学也不为过，毕竟，“文王拘而演周易”是历史事实，那个最后被神化的姜太公，作为文王、武王的军师、首辅、诸侯（齐国）王，他的本事恐怕不出于“阴阳师”的角色。

就此而论，周王朝的“官学”，必然有浓厚的阴阳八卦思想，《周易》系统对于周王室系统内的知识阶层，绝不会陌生，必然是真正的“大内（家族）秘学”，老子作为姬氏后裔，能成为周守藏室之史，岂能没有周易之学的相当修养？

老子大致同时代（含春秋早期）有管仲、孙子、孔子、计然、陶朱公（范蠡）、晏子，涵盖了后世的道、儒、兵、商、法，由此其各自后学，在战国诸子时代大放异彩，出现孔门系统的子贡、子思、孟子、子夏、吴起、曾子、荀子，反儒的墨家系统，道家的庄周，杨朱、公孙龙、邹衍、商鞅、慎到、韩非、鬼谷子、纵横家、李斯，乃至出现真正大综合的杂著（集体创作）：《管子》《晏子》《吕氏春秋》《易传》（十翼），完成春秋晚期发轫（老、孔、孙、管为代表）、战国收官的延续300多年的中国思想第一波黄金时代。

老子思想，碰巧站在了中国思想第一波黄金时代的入口处。后来的思想家对老子思想有所回应，并不说明任何一家是从老子思想“所自出”。思想的延展，除了自己愿意认山门、拜老师、坚持思不出其位，大部分思想家必须是做出自己的独立思考且卓尔不凡，才能被当世之人认知、传于后世，那种拜倒在一家门派之下寻章摘句的人的所言所著，有多少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呢？

春秋战国中国思想兴起的300多年，能流传到今天的，都是闪耀独特个性之光的独立思考者，从思想内容上看，还没有严格的“门派规矩”，每个人实际上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是治世良方或者博大精粹。这才是思想史的真正精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