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可从其积极的和消极的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它对非理性、非基础、多元性、回归性的积极强调，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现代文明、对该文明的以理性、基础、中心、进化为取向的单向度的片面的性质有所认识，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更为前瞻、更为批判的观点看待人、社会、自然的本质及发展，并有望在批判西方文明中心说、在吸收东方文明的同时建立一种更为宏观的真正全球性、真正世界性的哲学文化理念。

　　另一方面，显而易见，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哲学文化思潮。它对理性、基础、中心、进化的彻底否定，它所运用的单一的“逆向思维”的方法，又使它以偏概全地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方式，即一种典型的“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法国式思想模式的体现。

　　于是，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一种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冲突的方式凸显和突现了理性、基础、中心、进化与非理性、非基础、非中心、非进化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但实际上在二者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立背后却隐含着深刻的同一。这是因为，从系统和结构的观点看，二者归根结底是系统、结构的稳态与非稳态、建构与解构、共时态与历时态、有序结构与随机涨落之间的关系。而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秩序来自混乱”。故它们双方恰恰因其相反而又是相成的，因其相互否定而又恰恰成其相互肯定。

　　故“异化与对象化走着同一条道路”(黑格尔)，“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荷尔德林)。也正是站在这一哲学的制高点上，我们就会得出，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后现代主义。反之亦然，没有后现代主义也就没有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要得以健全的发展，也必须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批判为其警示和借鉴。它同时也表明，在中西哲学文化关系上，这一辩证逻辑也同样是成立和适用的。中西哲学文化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既不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存在着一种孰优孰劣之争。这告诉我们，一方面中国文化必须向西方科技文明、西方的科学主义敞开自己的大门；但另一方面，在向西方人学习的同时我们又不能邯郸学步地丢掉为今天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苦苦寻觅的自己古老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不仅意味着西方哲学文化的一种自我深化、自我反思，而且也预示着中西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由其隔阂对立走向理解和沟通，预示着文化上的“万里长城”的坍塌瓦解、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业将成为地球上绝迹的文化恐龙。故我们相信，人类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不仅带给人类的是资金、技术、资源、信息的共享，而且也必将使人类各种文化传统共存共荣，必将使人类文化跨越民族而走向真正的世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