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佛教的信仰习俗已经进入宫廷，影响皇权政治的运作，统治者开始自觉利用佛教以维持统治秩序。这可以从“八关斋”的设置及“法会”的举行，得到说明。

所谓“八关斋”，也就是在斋日奉行“八戒”。根据支谦所翻译的《斋经》，佛教本来只有“五戒”，东晋南朝再加上三戒而成为“八戒”。所增加的三戒为：

一是不使用花香脂粉，不看歌舞声乐；

二是不睡卧好床，尽量打坐念经，心中时时想念佛祖教诲；

三是过中不食。在举行“八关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必须吃素，其次是过中不食，即过了中午就不能吃饭了。

如果违反了这些戒律，就要受到严厉惩罚。

例如，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孝武帝刘骏率群臣在中兴寺举行“八关斋”。在吃过中午饭以后，袁粲（420—477，初名愍孙，字景倩，陈郡阳夏即今河南太康人）、张淹（？—465，吴郡吴县即今江苏苏州人）二人又偷偷地进食鱼肉。尚书令何尚之（382—460，字彦德，庐江灊县即今安徽霍山人）发现后，就秘密报告了孝武帝。孝武帝便命令御史王谦之（？—459，字休光，琅邪临沂即今山东临沂人）“纠奏”，罢免了二人的官职。

南北朝时期有一种观念，即认为佛教的“五戒”相当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因此奉行“五戒”可以化成民俗，有助于统治阶级维持政治秩序。例如，何尚之在回答宋文帝的提问时，就说：“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守内，则仁人百万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百刑息于国，则陛下言坐致太平是也。”由此可见，统治阶级举行八关斋戒，目的正是为了止恶修善，坐致太平。

东晋南朝皇帝信佛者颇多，他们除了经常在佛寺举行“八关戒”等斋戒仪式外，还经常举办各种法会，以祈求佛祖的保佑，这表明佛教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精神武器了。举行法会的地点，一般是在寺院中，有时也直接放在京师建康的宫殿中，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方便皇帝听讲。当时所举行的法会，主要是所谓“四部无遮大会”，或者叫“无碍法善会”。届时皇帝们除了聆听佛教徒讲经说法外，往往还要亲自登坛讲经说法，并且还经常在法会上宣布大赦，或者改元。在南朝众多皇帝中，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最为沉迷，所以在他统治时期，大规模的法会最为频繁。大家要知道，无论“大赦”还是“改元”，都是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将这些国事拿到佛教法会上办理，不正表明佛教已经深深影响到封建政治生活了吗？

佛教法会上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礼佛施僧，也就是礼拜佛祖、施舍僧侣。礼拜佛祖是目的，向僧侣施舍则是达到目的的途径。当时有所谓“千僧会”“百僧会”等名目，也就是向一千个、一百个僧侣施舍的法会。向僧侣施舍，最虔诚的行为莫过于“舍身”。“舍身”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把自己的资产财物施舍给佛祖，南朝王公大臣及皇帝经常向寺院施舍财物；另一种是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佛祖。当然，把身体奉献给佛祖这种“舍身”方式，并不是自杀，而是自愿做佛祖的奴隶。所谓做佛祖的奴隶，也就是到寺院做苦力，为寺院服役。

在南朝历史上，梁武帝、陈文帝都曾经“舍身”，其中尤以梁武帝最为出名。梁武帝曾经三次“舍身”给同泰寺，例如中大通元年（529），梁武帝在同泰寺参加完四部无遮大会之后，便“释御服，披僧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梁武帝以帝王九五之尊，却甘愿到寺院为僧侣干粗重的杂活，只能表明他对于佛教的迷信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了。需知，“国不可一日无君”，梁武帝将自己“舍”给了佛寺，国家怎么办？于是，大臣们就得想办法，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拿钱给寺院，把他“赎”出来。

据历史记载，梁武帝曾经三次“舍身”给同泰寺，群臣每次都是花了“一亿万”的巨额资金才把他赎出来的。可想而知，这些钱只能是从国库中出，国库中的钱自然都是从人民那里搜刮得来的。佛教不是宣扬清净无欲，视金钱如粪土吗？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的确是骗人的把戏。佛教徒也不是他们所宣扬的那样，真的就是“四大皆空”，在面对金钱的时候，和世俗的人一样贪婪，正如俗话说的那样：“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