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兴起洋务运动的时候，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先生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改造模式，这种模式一经提出，遂为广大中国学者和官方所认同，成为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的基本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中国企业界影响也极为深刻，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原则依然是当今中国大部分企业进行文化建设时坚持的基本原则。

但是，一百多年的改造经验证明，这种指导思想未必管用。一百年前困扰中国社会和企业发展的文化问题至今依然存在，而且情况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现在的中国知识界精英，仍然像当年的梁启超先生、鲁迅先生那样不断地指出和讨伐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文化痼疾。

同为东亚文化，同受佛教、儒教的影响，日本的文化改造并没有遵循“日学位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改造路线。作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思想界的代表福泽渝吉提出了与张之洞几乎相反的文化改造思想，即“脱亚入欧”，日本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的基本结构等方面全面与西方接轨，而只在各领域具体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方面保留了日本的传统文化特点。比如说，日本在政治上引入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但保留了天皇作为君主的传统；日本政府也建立了类似于西方政府职能的财政部，但在叫法上保留了原有的称呼，大藏省。现在的日本，在基本社会理念上整个已经和西方社会并轨，和明治之前的日本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相同的只不过是保留了传统的一些仪式和形式而已。

鉴于中国文化改造之困境，中国文化界、史学界人士近些年又开始讨论中国文化改造之方向这一古老命题，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新的改造思路。黄仁宇先生的基本思想是：“体”是组织结构，是基本管理体制，对一个国家讲，包括政府行政系统，及于修宪与选举，军备与预算等，这方面要借鉴西学，以西学为主；“用”乃是精神与效能的发挥，这方面反可以保持中国人的习惯与长处。从中国近一百年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台湾、香港，还是大陆，我们在组织结构、社会体制方面正在越来越接近现代化，越来越接近西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改变的世界潮流。

黄仁宇先生认为，所谓“西学”，大概不过现代的思想与技术，绝大部份只在近五百年内发源于西方。即使是西方每一个国家从“朝代国家”改造而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亦即从中世纪社会进展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都要经过一段折磨，也都曾在弃旧从新的过程中感受到体用间的彷徨。既然如此，我们早已毋庸为着“华夷之分”而踌躇，也根本毋庸为传统文化的命运担忧，顺从世界潮流即是最好的选择。

国家层面是这样，企业层面更是这样。现代企业的基本管理理念和治理结构是西方无数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几百年探索的结果，西方各个国家的企业在从传统“家庭作坊”向现代企业过渡的过程中，也都会经历类似的体用之争，经历过传统与现代之争，而经过反复地摸索思考，在现代企业的基本管理理念和治理结构上最终殊途同归，达成共识。中国正处在进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正在经历由“家庭作坊”到现代企业的蜕变挣扎、犹豫彷徨的过程。面对世界无数优秀企业早已探索出的管理理念和治理模式，中国企业也根本不需要为着“华夷之分”而踌躇，更不必为了追求自身特色，非要另辟蹊径，直接拿来照做就行了。可能其中有很多东西、很多理念在我们初学的时候还无法一时明白，但是不要紧，就像华为公司当年学习IBM一样，先僵化、固化，先削足适履，严格遵照别人的经验去做，之后才能够真正理解背后的原因，经过反复实践之后，如果发现仍然有些地方有问题，再去结合实际进行优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在文化改造方面试图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突围，中国的企业家在尝试着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改造原有的企业文化，迄今为止，真正成功的却并不多。在文化改造方面，最为成功的中国企业群体，莫过于来自深圳的企业群体，华为技术、万科地产、平安保险、招商银行、中集集团、华侨城，等等。这些企业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功，已经得到企业界、理论界、政治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仔细看一看这些企业的管理特点，你会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企业都是产权非常明晰的企业、都极为注重公司治理、都讲究规范化的管理、都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都强调平等、透明，都反对特权，等等。一句话，“西化”或者“港化”，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这些诞生于香港身边的中国企业，因为距离上的邻近而有机会更多地学习模仿香港企业的管理，在自觉与不自觉中，都接受了西方企业文化的滋养，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文化改造之路。

与深圳企业不同，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在文化建设上还在强烈地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很多企业家一直抱着一种信念：只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找到根源和滋养，中国企业的文化建设才有可能成功。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中国企业的文化建设若要走出困境，实现突围，一定要提防传统文化的困扰，一定要能够真正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部分的拖累。从根本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文化，这些文化大部分难以适应商业社会环境，无法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指路明灯，相反，却常常会成为令中国企业误入歧途的难以察觉的推手。马克思·韦伯一百年前说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既没有出现理性化的企业管理方式，也没有技术化的商业契约制度，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