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小节宗旨是“破仁治”。

1.​ 治法随时而迁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出自《五蠹》）

韩非子从历史进程层层突进，阐述一个核心观点，时过境迁，治世手段也要与时俱进。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段论述里面隐含的递进逻辑，即最开始的上古时期是给人民带来技术进步改善生活的人为王，即有巢氏发明了用木头造房子、燧人氏发明了用火；中古时期帮助人们解决生存大问题的人为王，即鲧禹父子治水；近古时期则是带领人民诛灭暴君的人为王，即商汤王、周武王。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核心问题，谁能解决核心问题谁就为王，其核心精神就一个一个“变”字，不知变就是守株待兔的宋人。现在（韩非子所处时代）的情况又同商汤王、周武王时期不同了，所以需要与时俱进进行改变了。

搢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铦；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干城距衡冲，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也。（出自《八说》）

事实上，这段韩非子是在批判儒家的“六艺”，他认为这些东西到战场上都是虚的，他还认为持续更新的新战术也会胜过老战术。然后提出“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这与他在《五蠹》中提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是相同的。韩非子对此的解释是，古时候人少相互亲爱，东西相对多而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推崇仁爱宽厚。处在多事的时代，而用少事时代的器具是不明智的。处在大争的时代，而信息礼让的老规矩不是圣人的治国方略。

2.​ 人情因时而迁

治道变迁的基础是人情也因时代利益的不同在迁变。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出自《五蠹》）

韩非子以经济原因解释赏罚手段的必要性，早期物资比较丰富，人少财多，民不相争，所以用不着赏罚，人民的自觉性就足以维持太平的秩序；后来人多了，财少了，民众相争就多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用赏罚的手段了。其落脚点就是治世必须要有赏罚。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歃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出自《五蠹》）

“无利不起早”，人跟着利益走，是韩非子思想的基石所在。他承认古代存在仁义的行为，但这些所谓仁义的表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上的高尚，它也是基于物质利益的。他以此解释尧舜禹之递次禅让，不是因为他们的品德觉悟高，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王天下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利益。韩非子以此否认仁义的“真心”性，认为仁义还是受利益支配的，利益变了，仁义观也会因此而变。

3.​ 仁治误国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出自《五蠹》）

文王推行仁义而王天下，后来的徐偃王推行仁义而亡国，韩非子以此认为“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并进一步断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继而以子贡（孔子贤徒）也不能以仁义和辨智劝阻齐国夺取鲁国的土地，得出当今之世必须要依靠强大的军队。

【评】：

韩非子那个时代，主流舆论基本确认了舜帝以仁而王天下，文王以仁而得天下，韩非子没有直接去反驳这些事的历史真伪，而是退一步认可这些说法，然后再论述因为时代变迁，世道已经变了，仁义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治理好天下了。

4.​ 仁治悖人性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出自《五蠹》）

接下来，韩非子进一步剖析为什么仁治不用于今。首先是民众变了，宽缓之政是不能应对急利之民的。其次，批判了所谓爱民如子则天下必治的说法，一个家庭都是至亲父母子女，尚不能做到家家和睦慈孝，而况君王和子民的关系呢？第三，韩非子进一步指出，所谓先王的仁政，其实也是先尚法而后有仁慈之心的，绝非仅用仁慈来治国的。

【评】：

韩非子这一段内容剖析是深澈的。仁义教化是不能作为治国的主纲的，儒家所谓全面实施仁政，必能大治，是站不住脚的。公允讲，提倡仁义是有助于社会和国家治理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充分条件，“此因”并非必致力“此果”，其中有许多更细的多因素纠缠关系，儒家一向忽略这些细节，这流于疏阔了。

由此我也进一步想起《大学》对“修齐治平”四目的关系定位，也存在流于疏阔的问题。修身是齐家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也是同样的关系。可以说，儒家在修身方面的理论是近乎完美的，但在治国方面的理论是疏阔、不严谨的。很多儒生误国的根因也正在于此。

韩非子讲先王以法为先，以仁慈为后，言其状是准确的，言其精神则未识破，先王的精神当是以仁义之心而立法，执法则必严。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出自《五蠹》）

这段谈“势”和“义”对民众的影响，韩非子认为“义”有影响力，但是影响效果是有限的。所谓效用有限，一是体现在影响密度上，很稀疏；二是体现在会被“势”抵消、扭转上。韩非子以孔子生前事来佐证他的论点。“势”的实质是一种利益影响力，“义”是一种精神影响力，韩非子认为“义”难压“势”，“势”则容易吞噬“义”，所以依靠仁义治国是行不通的。

【评】：

主观上，人人愿意看到仁义充满人间，但纯任教化这个途径是否能达到目的，是问题的核心。儒家过于乐观，高估了教化的作用，法家过于悲观，湮灭了唤起仁义的可能。前者高估仁义之端（即恻隐之心），后者低估了人性有向善的一面，皆是人性理解的偏颇。

仁义之用，需要以法为本，良法助仁义，秉持公义，惩恶扬善，如除草灭虫，以使仁义滋长。仁义助良法，良法助仁义，如此相得，才是二者关系摆设之正途。人们往往奢想有一至仁至义，又有至高至大权力之圣王，凭一己之力实现美好社会，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即使出现如此人物，凭一己之力，能完全左右群臣？群臣尚不能驾驭，而况天下乎？而法家又奢想有崇尚且善于运用法术势的明君把天下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秩序井然，即使出现（秦始皇算一个），又如何确保其法术势本身不又持续制造新的社会问题，人心怀戾，怨气弥漫，置国家如将喷之火山？

5.​ 仁暴皆不能持国

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于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出自《八说》）

慈母仅依靠爱不能确保让儿子平安幸福，君主也不能依靠爱让国家富强。能够规范人们行为、防范各种风险的，只有法与术，而不是仁爱。

仁爱的君主慈惠，慈惠就会不忍心，不忍心就会赦免应该施加的惩罚；仁爱的君主轻财，轻财就会好施于，好施与就会无功而赏。仁爱的君主当政，臣下就会行为放肆、轻视法禁，以侥幸心理希望得到君主赏赐。

残暴的君主残忍，残忍就会把憎恶别人的心思表露出来，憎恶别人的心思表露出来，臣下就会怨恨君主；残暴的君主会轻易处罚别人，轻易处罚就会胡乱杀人，胡乱杀人，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残暴的君主当政，就会滥施惩罚，臣下和君主就会离心离德，民众怨恨而产生叛乱的想法。

所以，仁爱和残暴的君主，都是使国家灭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