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

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

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出自《六反》）

韩非子陈列了六种“奸伪无益之民”，即“六反”，和六种“耕战有益之民”，即“六益”。“六反”分别是：

1)​ 降北之民（贵生之士）

贪生怕死、逃避危险，是投降败逃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贵生之士”。

2)​ 离法之民（文学之士）

钻研道理、建立学说，是违反法治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文学之士”。

3)​ 牟食之民（有能之士）

到处游说，俸养右优厚，是靠耍嘴皮混饭吃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能之士”。

4)​ 伪诈之民（辩智之士）

空谈诡辩、玩弄智巧，是虚伪诡诈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辩智之士”。

5)​ 暴憿之民（磏勇之士）

用剑行刺，攻杀别人，是凶暴而冒险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磏勇之士”。

6)​ 当死之民（任誉之士）

包庇强盗、隐藏坏人，是应当处死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任誉之士注：有信誉的人。”。

韩非子认为这些实际上是对国家有害的人，但是社会上却称誉他们，这是不正常的。

“六益”分别是：

1)​ 死节之民（失计之民）

奔赴国难、忠诚献身，是为节操而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失计之民注：不会算计的人。”

2)​ 全法之民（朴陋之民）

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是遵纪守法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朴陋之民”。

3)​ 生利之民（寡能之民）

努力耕作，自食其力，是创造财富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寡能之民”。

4)​ 整谷之民（愚戆之民）

品性敦厚，单纯朴实，是正派善良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愚憨之民”。

5)​ 尊上之民（怯慑之民）

重视命令，谨慎从事，是尊敬君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怯慑之民”。

6)​ 明上之民（謟谗之民）

打击盗贼，制止坏人，是使君主明察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謟谗之民”。

【评】：

凡评价，一定会有一个价值判断标准的问题，韩非子鞭挞“六反”、“六益”的价值标准就是国家公共利益立场，即是为“私”还是为“公”，为“私”的就是不好的，为“公”的就是好的。那么什么算对国家有利的，什么算对国家无利的？韩非认为是“耕战、循法”，凡是有利于“耕战”的、配合国家法律的就是好，反之就是不好的。很显然这一步推理是存在问题的，首先一个国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以为国家需要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在他那个时代，“耕战”是最核心的国家价值，但这并意味着其它方面的价值就不需要了；其次，国家价值与民众利益的关系，民要为国，国亦要为民，民众做他自己喜欢的，又不伤害国家的事（事实上就是人权），是否是国家价值的体现之一？事实上，韩非子这种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是很大，比如历代王朝大多数都是“重农抑商”的，背后的逻辑就是农业生产才对国家有价值，而商业流通则是无价值或者很低价值的。

韩非子对“六反”“六益”的论述还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法本身是否都是善法？当法是恶法时呢？韩非子假设了法都是合理的，而实际上，历史也证明，往往有很多恶法。站在君的角度自是希望恶法你也要遵守，站在民的角度，不遵守恶法，不也很合天理吗？ 毕竟在《韩非子》全书体系中，“道”“天”也是最高的存在。只是韩非子在涉及到细节时，自己也出现了矛盾，把君的利益绝对和国家利益划了等号，把法的合理性不分条件做了肯定性假设。

当然韩非子此论也并非全无道理，当社会上自发形成的不好东西泛滥时，国家也应做出适当的抑制。比如后世的“三武一宗”灭佛（具体手段有可商酌处），就是因为佛教的泛滥已经危害的国家与民众利益；比如当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过少时，国家应该做出干预。当然韩非子的抑制思想有些过严、过绝对、过泛了，事实上，违背了他自己推崇的“无为而治”思想。

另外，韩非子所褒贬的各种人群，也各是有伪有真的，实不可一概而论。

1)​ 贵生之士。首先，不是所有的贵生之士都是贪生怕死的，有的只是有其不同的价值追求；其次真正的贵生之士也并不直接伤害国家利益（服兵役逃跑其实是另外一种情况）；第三，社会上还是有对养生理论和实践的需求的，这个需求本身并不能算“恶”，比如秦始皇自己就追求长生不老，一辈子没放弃寻仙问道。

2)​ 文学之士。首先，文学之士未必都是背法、离法的；其次韩非子本人也应算是文学之士；第三，国家也需要文学。

3)​ 有能之士。这个也要分两种，一种是靠忽悠人谋食的，当贬；一种是也切切实实为养他的人有所价值贡献，不当贬。

4)​ 辩智之士。其实每个国家也需要一些辩智之士，不可全抹杀；但的确，更多的辩智之士是那种无原则、无底线的伪诈之人，当贬。

5)​ 磏勇之士。不害义伤法的磏勇之士之士未必不可取；无德无法，只有意气之勇的磏勇之士则当打击。

6)​ 任誉之士。人讲廉耻、讲信誉、讲感恩并非坏事，但当伤德、害民、离法时，则不可取。

从企业管理角度，韩非子的“六反”“六益”思想也有可借鉴处，那就是企业的员工应该以“打粮食”为价值标准，不应玄谈、务虚、玩物，违背了企业作为一种功利性组织的基本宗旨。不过，即使对企业来讲，企业长期利益的持续和最大化，有时也需要一些人“务虚”，或者说有些工作的价值并非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国内民之弊，其实更多体现在过于务实，其实就是过于重视短期功利，于长线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