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明元帝拓跋嗣帝业的，是他的长子拓跋焘（408—452，明元帝拓跋嗣长子，北魏第三位皇帝，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拓跋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随着开疆拓土的进一步展开，到太武帝拓跋焘的时代，拓跋鲜卑与汉族的接触更加深入频繁，因此汉化的问题也就日益摆到日程上来。于是，北魏又掀起新一轮的汉化变革。

我们评价太武帝拓跋焘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一系列军事征战中屡屡获得胜利，还因为他在进入中原地区后能够审时度势，开始有意识地推行了一些汉化变革。太武帝拓跋焘对于汉化的重视，主要表现为有意识地调整与汉人世家大族的关系，特别是对汉人文化高门更是刻意笼络。

太武帝拓跋焘在推进汉化变革方面，集中体现为神䴥四年（431）九月的大规模“徵士”。所谓“徵士”，简单说就是徵召汉人文士到北魏朝廷做官。对于神䴥四年的徵士，北魏著名文学家高允曾写有《徵士颂》，详细记载了被徵者的官爵、郡望、姓名，此次北魏一共徵召了以范阳卢玄为首的汉人文士42人，最后实际应召者35人。

对于神䴥四年徵士的动机、意义，张金龙先生曾进行了系统研究。张金龙指出：“像这样一次性大量徵召全国各地的汉族士人进入统治阶层，在北魏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原时也是罕见的。”

我以为，对于神䴥四年徵士的动机，更应该上升到“汉化”的层面上进行认识，是拓跋鲜卑的汉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阶段的反映，表明拓跋鲜卑的最高领导层对于进一步汉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已有更为明确的认识，希望通过吸收汉人文士进入统治层以加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当然，如果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神䴥四年的徵士，则是直接造成了大批“河北”士人加入到北魏统治阶级的行列。

如何评判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汉化水平？我们仍然要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加以评述，而不宜盲目地拔高，应该认识到太武帝时期依然处于拓跋鲜卑汉化历程的初级阶段。这个背景也决定了当时汉化的阻力还相当大，汉化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崔浩事件的发生，就表明太武帝时期反汉化的逆流仍然大于汉化的正流。如陈寅恪先生明确指出：“崔浩事件为北魏前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崔浩问题最能代表北魏前期汉人士族的问题，也最能说明北魏前期汉化与反汉化两种势力的斗争。”

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东武城人，北魏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清河崔氏为魏晋以来北方最负盛名的世家大族，乃是北方世家大族的精神领袖。因此，胡族政权要想取得汉人士族的合作，清河崔氏是必然要争取的对象。事实上也是如此，崔浩的曾祖父崔悦，仕于后赵石虎，官至司徒左长史、关内侯；祖父崔潜仕于前燕慕容暐（wěi），官至黄门侍郎；父亲崔宏（字玄伯）先后仕于前秦和后燕，后来成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的重要辅臣，在北魏国家机器建立过程中居功至伟。

崔浩是崔宏的长子，也先后辅佐了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世。关于崔浩与北魏早期政治，学术界探讨颇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崔浩从明元帝拓跋嗣朝就已经进入北魏统治集团的核心层。明元帝、太武帝两朝的军事征伐和政治变革，崔浩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决策者，特别是在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的大业中，崔浩的谋划、决策之功更是无人能及。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功勋卓著的重臣，崔浩的结局却十分悲惨。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十年（450）六月，崔浩在平城南面的刑场上被处决。当时的情形令人目不忍睹，崔浩被杀的时候，几十名鲜卑士兵一边轮流向他身上撒尿，一面高声呼喊，对他极尽羞辱之能事，对此史书评价说：“自古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崔）浩者。”这些鲜卑士兵对这位汉族老者为何如此仇恨？我们认为这并非个人的恩怨，而是胡汉民族之间的仇恨！

崔浩事件之残酷，不仅仅表现在崔浩举族被杀，更表现在牵连了几乎整个北方的汉人世家大族。崔浩事件发生后，所有与他关系的河北世家大族均未能幸免，史书记载道：“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屠戮之残酷无情，让当时的北方世家大族在百余年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依然不寒而栗！

崔浩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历来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种是国史之狱说。此说是指崔浩负责修撰北魏的国史，“备而不典”“暴扬国恶”，因此而招祸。国史招祸之说，始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现代学者如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均曾作过专题考察。事实上，北魏修史从道武帝拓跋珪时代就已经开始，当时由尚书郎邓渊负责。

邓渊所修之《代记》（即《太祖纪》）只有十卷，所载北魏早年历史极不完备，因此只能算是草创。所以，《魏书》记载邓渊修史一事，就认为直到明元帝拓跋嗣时，仍然“废而不述”，也就是没有成功。然而，邓渊修史一事能够载诸史册，更是因为邓渊在负责修史的过程中被杀，造成了所谓邓渊国史之狱。田余庆先生认为邓渊之狱就是后来崔浩国史之狱的滥觞。论历史渊源，邓渊是道武帝时新归附的文臣，一直“谨于朝事，未尝忤旨”，而且道武帝拓跋珪本人也是“既而恨之”，也就是说杀邓渊不久，道武帝拓跋珪本人也就感到后悔了。邓渊之狱乃是冤案，由此可知。

邓渊之死与道武帝晚年精神病变有直接关系，道武帝晚年猜疑忌妒成性，喜怒乖于常人。但不论原因如何，邓渊之狱极大震撼了汉人文士已经成为事实，汉人文士一时仿佛变成惊弓之鸟。所以，到太武帝拓跋焘期间准备再次修撰国史时，汉人文士的态度，基本上都是避之唯恐不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武帝拓跋焘任命重臣崔浩领衔国史修撰事宜。按说其时北魏军国事务繁重，崔浩本应有更重要的任务，这时候太武帝却让他负责修史，所以只能这样解释：邓渊之狱已经吓倒汉人文士，于是只能让崔浩出面安定人心，因为崔浩乃是汉人文士的精神领袖。

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凉州，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同年，太武帝下诏令让崔浩召集文士“撰录国书”，参与者有：崔浩、崔览（崔浩弟）、高谠（dǎng）、邓晁（cháo）、范亨、黄辅等人，历经十年，最后修成《国书》30卷。史书修成之后，太武帝拓跋焘还曾下诏予以表扬，说这部史书“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从内容来看，崔浩主持修撰的这部北魏国史，的确如实记录了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而且这是在太武帝“务从实录”的要求下写成的。不过，当时太武帝拓跋焘的心态是比较正常的，所以才会以重臣崔浩负责修史，而到后来发动“国史之狱”时的心态，已经不同于往昔。晚年的太武帝拓跋焘性格暴躁，另外服药又加剧了这种暴躁的情绪，于是当初的“务从实录”，到这时却变成了“暴扬国恶”的罪名。所以，“国史之狱”可能确是崔浩事件发生原因之一，但这不应该是主要原因。

二是谋叛致死说。此说是根据《宋书·柳元景传》的一条记载。据《宋书·柳元景传》，北魏河北太守柳光世为崔浩妻弟，崔浩事件发生以后，逃到了刘宋。据柳光世说，450年太武帝拓跋焘准备南侵时，崔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崔）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连谋夷灭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这就是说，崔浩一直心向南朝，时刻想推翻北魏的统治，在拓跋焘准备南侵的时候，与柳光世等人谋划乘机起兵。关于崔浩“密有异谋”，史书只此一条记载，因此是孤证。

实际上，崔浩从来没有心向南朝，柳光世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他是从北方逃难到南朝，为了获取刘宋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因此编造出自己和崔浩准备响应南朝的谎言。我们要知道，当时有谁不知道崔浩？而柳光世呢，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寻常人物，只不过凭借崔浩小舅子的这层关系，才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谋叛致死一说不能成立。

三是佛道之争问题。持此说者认为，崔浩在佛教问题上与太子拓跋晃（428—451，太武帝拓跋焘长子，文成帝拓跋濬之父，太平真君十一年即公元451年，因东宫官员大批被杀而忧郁致死，文成帝即位后追尊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有矛盾。众所周知，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期间曾大规模灭佛，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著名灭佛事件——“三武一宗灭佛”，这就是其中一次（另外三次分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唐武宗李炎“会昌毁佛”、后周世宗柴荣灭佛。佛教徒则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在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的过程中，崔浩作为最重要的辅臣，肯定是起了较大推动作用的，但主要决策者还是太武帝本人。毋庸置疑，太子拓跋晃的确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崔浩则是一个道教信仰者，二人在宗教信仰上确实不一样。但是，史书从来没有二人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矛盾冲突的记载，而且在拓跋晃所上反对废佛的奏章中，也丝毫没有提及崔浩。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一个史实，那就是崔浩在《国书》修成之后，将之刊布于洛阳街头石铭，这正是拓跋晃批准实施的。而且史书明确记载，拓跋晃对于国史刊布的态度极力赞成，即“恭宗善焉”（按：恭宗为拓跋晃的谥号），这清楚地表明，拓跋晃对于崔浩所主持修撰的国史是赞许的。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拓跋晃批准刊布国史于石铭，乃是他设计的圈套，是为了找到陷害打击崔浩的把柄。这种说法纯属推测。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推测确实很有想象力，但历史研究最讲究证据，不提供任何证据而进行推测，那是写小说。所以，这个说法并不能成立。

总之，崔浩和太子拓跋晃之间有矛盾，确是事实，但他们的矛盾来自于彼此政治观念的不同（例如在选举标准上，二人就有比较激烈的冲突，高允还曾经为此劝过崔浩），而不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退一步说，即便有宗教方面的成份，那也决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那么，崔浩到底因何而死？关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曾有专门论述。陈先生指出：崔浩之死，民族方面（华夷之分）与宗教方面（佛道问题）虽然都是其中的原因，但均非主要，主要原因在社会阶级方面，也就是在于崔浩想“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今天看来，陈先生的说法依然经得起检验。

所谓“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乃是崔浩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汉魏晋以来北方士族的政治理想。北魏统治下的北方世家大族，他们的渊源就是汉魏时期的士族，以崔、卢、李、郑四姓为代表。“齐整人伦”，就是以人伦取仕，也就是重视个人的品行与学识；“分明姓族”，就是看重家世背景。在崔浩看来，家世与人伦二者缺一不可，两者兼具乃是最为理想的人格。把这个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就是一种既重儒学，又重家世的贵族政治。

如果将“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付诸实践，结果就是要对北魏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彻底变革。“齐整人伦”，简单说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观念来规范人们的言行，整顿世风，尤其是在选举制度方面。所谓以人伦取仕，所选取的人就是读儒家经典的文士儒生。“分明姓族”，强调的是门阀观念，按照这个要求，就必须严格区别士庶之分，所谓“姓族”，大家都知道，就是有名望的郡姓大族，而郡姓大族绝大多数又是以儒学传家的世族。所以，“人伦”与“姓族”，一般来说都是重合的，“人伦”即出自“姓族”，因为中国古代素来都是讲究“家学渊源”，高门大姓往往就是读书人家。

按照“人伦”与“姓族”的标准取士，对于家世渊源长远、儒学素养深厚的汉人世家大族来说，当然十分有利。但是对于进入中原未久，文化尚处于落后状态的鲜卑贵族而言，却正好相反。因此，崔浩试图将这个主张运用到北魏政治生活中以后，立即招来反对意见。

在众多反对者当中，以鲜卑贵族最为激烈。他们都是原来的鲜卑部落酋长，论政治地位。他们高高在上，但是最缺少文化。因此如果按照崔浩所设计的政治模式运作，这些鲜卑贵族都要被排斥在外。所以，“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表面上看是道德学问与家庭门第的问题，但本质上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如果按照崔浩的设想搞下去，汉人世家大族必将像汉晋那样全面把持国家的政治运作，这种局面当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醇朴”鲜卑贵族所不愿意的。

鲜卑贵族对崔浩的变革企图十分不满，因此他们就利用一切机会，对崔浩进行政治攻击。如前面所说到太子拓跋晃，就是鲜卑贵族的一个重要代言人，他和崔浩之间的冲突就是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的冲突。

太子拓跋晃与崔浩的矛盾，集中体现在选官用人方面。据《魏书·高允传》记载：崔浩在主持选举期间，曾向太武帝拓跋焘推荐了冀、定、相、幽、并五州汉人文士几十人之多。这些被推荐者的起家官，都是郡守一级的官职。拓跋晃对此很不满意，就对崔浩说：“以前我所推荐的那些人，也都是州郡一时之选，他们已经任职时间很久了，应该让他们出任郡县守长的职务。至于你现在推荐的这些人，应该先从郎吏做起。”但是，崔浩“固争而遣之”，崔浩坚持自己的意见，与拓跋晃之间的争执就在所难免。高允知道这件事以后，不无担心地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意思就是说，崔浩怕是要遭殃了，他为什么非要和逞强斗胜？

还有一件事，就是太武帝拓跋焘曾经让崔浩从中书学生中推荐几个人做助教，崔浩就推荐了侄子崔箱子、卢度世、李敷三个人应选。因为这三个人不是崔浩的家人，就是他的亲戚，所以就有人认为崔浩选举不公平，说他任人唯亲，就向拓跋晃告状，拓跋晃又报告给了太武帝。太武帝拓跋焘的本意是想起用李（xīn），就问崔浩为什么不选他。崔浩回答说：“本来是想选李的，但考虑过来考虑过去，还是不能选。”然而，太武帝拓跋焘坚持起用李，就把崔箱子等三人罢去，用李做中书助教博士。崔浩为什么选卢度世与李敷，而不选李？原因无他，就在于卢度世出身范阳卢氏、李敷出身赵郡李氏，二人都是高门大族，而李则出自范阳李氏，范阳李氏只是门第不高的寻常人家。这些事实表明，拓跋晃甚至太武帝拓跋焘在儒学标准、门第观众等方面，和崔浩都有矛盾或冲突之处。

崔浩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子很多，这里再举其一例以见其事。据《魏书·王慧龙传》记载：崔浩的弟弟崔恬把女儿嫁给了王慧龙（390—440，太原晋阳即今山西太原人），王慧龙出自太原王氏，也是北朝盛门之一。太原王氏有个家族性的遗传病，就是世代“齄（zhā）鼻”，也就是通俗所说的酒糟鼻子，但就是这个齄鼻，却成为太原王氏的象征，被称为“齄王”。王慧龙不但齄鼻，而且鼻子很大。所以崔浩见到之后，不禁脱口称赞：“真贵种也！”后来，崔浩还在很多场合向达官贵人称赞王慧龙。结果，此事引起司徒长孙嵩（358—437，本姓拔拔，其名为道武帝所赐，代郡即今山西代县人）的不满，于是长孙嵩就向太武帝拓跋焘告状。长孙嵩是怎样告状的呢？书上说：“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意思就是说，崔浩称赞南方过来的人，是在讽刺北魏王朝，因为王慧龙是从南朝刘宋逃跑到北魏的。长孙嵩的话引起了太武帝拓跋焘的注意，他也很生气，就狠狠地训斥了崔浩一番。

长孙嵩是鲜卑贵族的代表人物，他的立场就是整个鲜卑贵族立场，他和崔浩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就是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崔浩之死，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在于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触犯了整个鲜卑贵族的利益。鲜卑贵族借口崔浩主编的北魏国史“暴扬国恶”，要求太武帝拓跋焘对他进行严惩。由于长年紧张的军事、政治生活，太武帝拓跋焘的精神已经不堪重负，再加上服食药物等其他原因，因此，性格变得格外暴躁，于是就在近乎精神恍惚的状态下，下令处死崔浩。除了崔浩一门被屠杀以外，几乎所有的北方大族都受到株连。当初参与修史的“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也一无例外地被杀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汉化的潮流，最终是挡不住的，崔浩可以被杀掉，但他所极力倡导的汉化变革事业，终究会有后面的人继承。崔浩虽然死了，但他的血不会白流，到后来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改革的时候，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政治理想终于变成现实！也算是对他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吧！

往事如烟！一千五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却没有磨灭对崔浩的记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崔浩，还有他“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政治理想，因为崔浩是一位在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流过血、为民族融合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最后，我想以陈寅恪先生的话作为对崔浩事件的总结：

崔浩想要建立的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像梦影一样幻灭了，北方门第最高的两个士族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基本上被杀绝了。对原鲜卑部酋来说，如果不消灭崔浩、崔浩的姻亲及其姓族，那就是他们自身将被汉人所同化。当时所谓汉化，就是要推崇有文化的士族，要与他们合而为一。鲜卑部酋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所以他们对《国记》“备而不典”反感。但这时他们的汉化是不自觉的，自觉的是鲜卑部酋对汉化的抵制。崔浩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北魏的政治上，鲜卑部酋反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儒家大族的汉化力量。但是汉化对当时的少数民族说来，是大势所趋，挡不住。到孝文帝时，北魏进入了一个新的汉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