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性不可改造

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出自《显学》）

一个人的智力，是先天造成的；一个人的寿限，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天性和命定的东西，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用仁义教人，就跟用智力和寿命取悦别人一样，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

从上面这一段话可以看出韩非表达了两个意思：人性是先天形成的、人性是不可后天改变的。

2.​ 人性有良莠

除了人性自为这个核心的人性判断之外，韩非子并不否认世界上存在具有极高道德自觉性的人，如在在全书中出现频度极高的几个人名：尧、舜、伯夷、叔齐等。我试举几例：

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出自《功名》）

圣明的道德如同尧舜，而行为如同伯夷。

若夫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十二者，皆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则不乐食谷之利。夫见利不喜，临难不恐。（出自《说疑》）

韩非子举了他那个时代之前的十二个著名洁士，即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他们的道德水准都很高，不慕名、不贪利、不畏难，有的把君位让给他他都不要。

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出自《奸劫弑臣》）

古代有伯夷、叔齐那样的贤人，周武王想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不接受，最后两人不食周粟，最后两人饿死在首阳山。

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贤与其称仁。（出自《外储说》左下）

凭伯夷的贤德和仁名。

3.​ 良莠分布判断

韩非子虽然承认世界上有道德自觉者，但是占人群比例很低，属于极稀有的物种。同时他也认为天性极恶者也是极少的，而处于中间类型的人是最多的。从我摘录的下面一些句子可以看出韩非子的这个种观点。

长行徇上，数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出自《难二》）

为了君主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几百人中挑不出一个；喜欢得赏而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

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出自《守道》）

现在天下没有一个像伯夷那样的贤者，反而是奸人从不缺少。

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出自《难势》）

从人的本性上讲，贤能的人少，而不肖的人多。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出自《显学》）

如果一定要依靠天生就笔直的竹子做箭杆，那么就百世做不成一只箭了；如果一定要依靠天生就长得很圆的树木来做车轮，那么就千世做不成一只车轮了。

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出自《难势》）

现在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人来治理当代的民众，这好比等将来的好饭菜来解救饥饿的说法一样。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出自《难势》）

再说，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世才能出现一次，这就算是紧接着降生的了。世上的君主不断以中等人才出现，我之所以要讲权势，是为了这些中等人才。中等才能的君主，上比不过尧、舜，下也不至于成为桀、纣。

【小节评】：

韩非子讲：“理者，成物之文也”。其实人也是一种物，人性、人情即是人的“物之理”。即韩非子认为人性也是服从道的，这样与儒家的中庸》讲的“天命谓之性”倒是思路一致，只不过双方对性的判断分道扬镳了，《中庸》认为性无不善，韩非子认为人性自为。

战国中后期儒家两大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坚持性善论，荀子坚持性恶论，分歧很大，但他们却有一点看法是相同的，这一点也决定了荀子为什么还算儒家，即人性是可以教化的、改造的。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也是服务于必须要对人性进行教化、改造的。而“孟母三迁”的故事直接就在宣扬人性是可以熏陶、教化、改造的。

韩非子从师从荀子，但他没有原样接受荀子的性恶论，他坚持的是无善无阿的人性自为论。他同荀子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性恶还是性自为上，而是他认为人性天成，然后是无法进行教化、改造的！韩非子这一认识在其学说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人性自为说。

但是人性不能改造，不等于行为不能改造。韩非子看重的不是改造人性，他认为这没有必要，是吃力不讨好的，是迂路，更是愚路；他看重是改造人的行为，通过赏罚手段，让自为属性的人据此进行利害计算，然后再依据利益得失来改变自己的行为。

同时，韩非子也不否认这世界上存在道德自觉性极高的人，也有人是“喻于义”的，但是占比太低、太低，大多数人是自为的、是“喻于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