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进入中国后，和中国原有的宗教文化既有冲突，也有交流。中国固有的宗教文化（以儒学和道教为代表）对佛教有排击、批评，也有学习、融会，这就是排佛与融佛。面对这一文化背景，佛教从进入中国开始，就探索着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佛教传入中国时，本就还处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种种教义理论、修行实践等问题，还没有定型。所以，佛教的中国化，也可以说是佛教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佛教中国化的结果是多方面的，从宗教方面看，一是道教发展更加精致，二是儒家思想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即宋明理学时期，三是佛教本身进一步发展，形成中国佛教。

佛教中国化包含用汉语翻译佛经、用中国固有的思想观念“格义”解经、编撰佛典、判教立宗几个途径288。从时间上看，佛教中国化历史过程，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一是初期（两汉三国西晋），在经典理解上以“格义”为特征，用中国原有的思想观念来翻译、理解佛教经典的思想；将佛教思想和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相联系，强调佛教和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相近的教化功能。

早在三国时期，支谦、康僧会二人就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工作。支谦翻译佛经，文辞典雅，多引用《老子》一书中的概念来表示佛教思想。康僧会将儒家“仁”、“孝”思想吸收进去，当作佛教的社会思想内容。他说，“为天牧民，当以仁道。”又说：“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吾宁殒躯命，不去仁道也。”289同时还主张统治者治国要行“仁道”，其中“慰孝悌”是仁道的内容之一，教化老百姓要“孝事其亲”。他还借用儒家思想材料来宣传佛教因果报应说，为佛教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辩护。

东吴孙皓继位，欲毁佛寺，召康僧会进宫诘问。史载：

“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南极星）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引者按：《周易·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此以明劝沮，不亦大哉。’”290

在向治国者解释佛教因果报应说时，康僧会借用儒家经典《周易》、《诗经》的“格言”，以及汉朝流行的“天人感应”说作证明，强调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有相通（相“即”）之处；同时指出，儒家所说，“略示近迹”，只稍稍说到近处的、表象的道理，而佛教所说，“备极幽微”，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形而上的真理，佛教比儒家说得深刻而高远。所以教化众生，治国理政，佛教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过康僧会解释，东吴佛寺终于免于被毁。

可见，康僧会初传佛教，就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一是将佛教思想和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相联系，或相互沟通，求二教的共同所在，或互相比较，揭明佛教的高深精致；二是注意处理好佛教和治国者的关系，将佛教的教化功能和朝廷的政治统治相联系，强调佛教教化有积极的现实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