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文化分三类：理想化、庙堂化、江湖化

王祥伍：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孔子、孟子所提倡的，存在于他们言论中的文化，这种文化称为思想家的文化，或者学者型的经院理想文化；另一类是经过董仲舒等改造过的官方实用文化，也可以称为庙堂化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伪儒家文化。

庙堂化了的儒家文化，都是为论证天子的合法性应运而生的。这种文化服务于官，服务于管理者，服务于天子，而不是服务于大众百姓，本质上是一种官本文化，而不是民本文化，是与现代主流世界格格不入的一种文化。庙堂化了的儒家文化成为主流以后，儒家思想家的文化也就成为一种边缘文化，或者说是民间文化。中国社会一直是这两种儒家文化并存的。

黄健江：政治理想文化、上层建筑文化、民间的事实文化，这三种文化是割裂的，说明中国作为政治理想的文化从来没有落地过。真正落地的是实用文化，是对理想的一种嘲讽，一种反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种文化。中国的专制主义导致了中国的文化没有形成。

孙波：过去的帮派，比如土家野夫写散文，写了很多文章，涉及很多江湖文化，比如船帮、盐帮。在一个镇上有一个巫师，这个人白天很低调，晚上的时候，老百姓遇到事的时候就会去找他。他又复活了，晚上又精神抖擞了。帮派江湖文化在专制之下暗流涌动，形成一个白社会及一个黑社会的现象。

2.家庭文化与社会元规则

王祥伍：中国的宗族文化是大家庭的文化，就是“权威文化+威权文化”的结合。在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中，揭示了社会形态的四种组织：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威权状态—权威状态—强权状态。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在中国3000年的古国文明传承中，占据统治地位、主导地位的文化一定是强权文化，一定是权力场控制一切的文化。但是直到现在，权力场也没有办法控制底层。当年有一个社会学家讲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任何一个村支部书记都是土皇帝，所有的政令一定是通过他选择性地执行。政治组织的威力一般只能渗透到县，而在县属的村庄里，氏族占据着主导地位，实现宗族自治，这是介于权威和威权之间的一种文化形态，适用于比较传统的自然经济时期。

黄健江：宗族文化通过“邀会”这种形式对经济起作用，其实就是一种非法集资。温州人一起炒楼，一起炒股，一起炒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一起炒煤矿，没有邀会的话，也不可能聚集这么多资本。

孙波：文化的本质是规则。我去加拿大和美国时深有感触。这两个国家的高速公路车道比我们国家的少，而车的密度却更大。起初，当时速达到140公里时，我有点害怕，但习惯之后，开车就有一种开飞机的感觉，因为不存在不确定性。

王祥伍：我们国家缺少所谓的元规则，所以其他的规则体系都不可能建立。中国原来的组织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但实质也不是规则主义，而是以情感、以道德来实施约束的组织方式。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协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协作。

黄健江：伦理规则首先发源于家庭，然后再泛化到社会，类似于宗教伦理。宗教已经超越家族了。

王祥伍：宗教伦理就类似于元规则，宗教伦理会提出基本的元规则。

黄健江：文化的本质确实是规则，但中国社会的规则是实力说了算，是一种强权规则。由合法化的权威制订规则，当合法状态不存在的时候是暴力规则。

“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在中央集权的时代里由中央制订规则，对其有利的就会执行，不利的规则就放弃；在军阀混战的时候，讲究实力规则；在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则是暴力规则。

中国的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由强权者制订并维护的规则。作为平民百姓，一方面只能高呼万岁和祈盼清官，希望能得到庇佑；另一方面其实内心里对强权并没有那么敬畏，当神圣的皇帝沦落到像狗那样的时候，一定会踩一脚。这就是中国人对强权规则的反抗。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与西方的完全不一样。

邢雷：我们的家庭文化是什么呢？我们以前说的诚信，当各个村落聚集在一个地域生活时，家族的影响力，包括家长的威权能够覆盖这个地域。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少小离家，去了外面的世界，传统的家族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还在，但是要怎么看待相互的作用。

家族文化到现代社会就是核心家庭的文化，而已经很少有家族的影响了，我们要从这方面看。为什么说“90后”更个性化和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

因为第一缺失大家族传统的影响，第二没有社会主流文化的引导。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中把整个社会缺少主流文化的解体现象称为“社会失范”。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不能跟组织连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孙波：现在整个大环境对文化的牵引和引导的确是处于扭曲混乱中。当没有牵引时，只能是每个人都学着自律，使最基本的个人职业道德逐渐形成和规范，反过来再推动文化的变化，这样就推动了整个社会发展。

王祥伍：我认为，实际上家庭伦理的观念到现在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整个社会的确缺乏职业伦理，有些人为了挣钱罔顾职业道德。而职业伦理一旦成型，公民意识才会觉醒，公民意识是超越家庭、超越职业，上升到整个社会层面的。

3.小农经济与大工业组织的冲突

黄健江：关于契约精神，我的理解是中国人在小范围内是有契约精神的，但是在全国层面上是没有契约的。熟人关系里有契约关系，陌生人之间难有契约关系。比如在温州那个地方，一个人在这一片很有信用，就可以邀一个会做投资。凭借这种方式，能邀出几亿元来干一件事儿。这说明在熟人关系里是有契约精神的。

彭剑锋：中国基于家庭、基于小团队是有契约关系的，是有面子的。回到一个家族里面，就是要讲面子。为什么福建房子盖的那么好，在外面赚多少钱都要回老家盖房子？因为房子就是面子。而且一问你是给别人打工的，再厉害也没面子，一定是当老板有面子，导致小团队个体特别多。所以在福建这个地方就很难形成大工业文明，难形成大企业。

黄健江：大工业组织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力，从个人福利的角度来说是比小农经济更有价值的一种替代。

王祥伍：小农经济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从英国开始到欧洲，甚至到全世界，中国从清末开始的矿藏企业形成对劳动力的吸引。在计划经济年代，成为一个煤炭工人比做农民更具诱惑，所以大工业组织必然替代传统的小农经济，这是第一点。

第二，大工业组织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集中，矿山、汽车厂都是如此，所有的工业都是集中的。生产资料集中意味着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生产过程也得集中，就不能在家庭里面生产了。这种生产模式会对生产的组织方式提出集中性的要求，也就是说，是组织统治人，而不是人统治组织，两者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所以，所有工业组织的文化类似于老板的文化，都是基于权威的，而这种生产方式也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