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德鲁克是属于世界的，他的著述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德鲁克一生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世局变化和管理学从创立到全面发展的全过程，包括美国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德日两国从战争废墟中重生、共产主义苏联的兴盛与瓦解，也体验到战后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及太平盛世的荣景。综观他的一生，春耕秋获，绚丽多姿，灿烂夺目却又有诸多悲欢哀乐。德鲁克一生写下了三十多本有关经济、政治、社会及管理的巨著，其中大部分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发行于全世界。

在管理思想史中，德鲁克是一个伟大而不朽的名字——只要存在“组织的社会”和管理，德鲁克这几个字就不会黯淡无光。德鲁克在现代管理学研究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今天依然令人惊叹不已。按照广为人知的经典表述，德鲁克是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的著述则是现代管理学和指导管理实践的武器库。的确，离开了德鲁克，不仅现代管理学和管理实践会失去重要的题材资源，甚至我们几乎无法讨论现代管理学和管理实践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学界的新思想、新方法像时装一样不断变换和流行，每隔几年就有新的“大师”(guru)携炫目独特的思想闪亮登场，又在流行一段时间后黯然退场。但德鲁克多年来一直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其管理理论历久弥新。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用“文艺复兴之士”(renaissance man)50来形容德鲁克，与身为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的列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齐名。51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共和党众议院领袖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德鲁克逝世的当天这样说道：“在开拓卓有成效的商业管理和公共政策方面，他毋庸置疑是最重要的开拓者，在30多年时间里我研究他，谈论他，学习他，他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他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He is purely and simply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er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of effective public policy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more than 30 years that I've studied him, talked with him and learned from him, he has been invaluable and irreplaceable.)52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地位无人可以动摇，首先在于其公认的原创性。在德鲁克之前，管理无学——只是些片断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和感受，正是德鲁克使管理的经验和感受变成一门学科。美国当代著名组织行为学家、管理学家、德鲁克多年的挚友沃伦·本尼斯(Bennis,1989)曾经说道：“虽然德鲁克坚决否认是他发明了现代管理学，坚称这种想法实在荒诞不经——他曾经对我说过，‘6000年前，基奥普斯金字塔(Cheops)53建造者的主管肯定比今天任何一位CEO懂得多。’——但是，毫无疑问，他创造了本世纪最重要的管理思想。”54

著名英国管理学家、人称“商业哲学家”和“欧洲的德鲁克”的查尔斯·汉迪(Handy,1996)在《管理大师指南》(The Handy guide to the gurus of management)一书中这样说道：“凡是现在当红的管理概念，彼得·德鲁克大都早就讨论过了，随你任选一个例子，很可能早在你出生之前德鲁克就已经写过有关那个观念的文章。如果要列出一些管理思想家的名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管理大师’(management guru)，德鲁克必定高居首位。”55战略管理学家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说:“在大多数智力活动中，第一名的座次是很难排定的。但在管理学领域中人们对这一问题却毫无分歧。……德鲁克的贡献可谓前无古人。”56

德鲁克的伟大在于他的敏锐洞察力，并善于把深奥的管理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述，这使他的学术思想广为流传。《基业长青》(Build to last)一书的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教授、管理咨询顾问和管理思想家吉姆·科林斯(Collins,1994)在集这位伟人见解之大成的著作《德鲁克日志》(The Daily Drucker)一书的前言中坦言，“我们也发现，我们的研究和德鲁克的著作深深契合，事实上，我们对德鲁克的先见之明深为敬佩。研读他的经典之作，像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1964年出版的《成果管理》，你会深深叹服他遥遥领先今日管理思潮的程度。事实上，在我们做这个研究时，遇到很多深受德鲁克著作影响的公司，惠普(H & P)，通用电气(GE)，宝洁(P & G)，默克(Merck & Company)，摩托罗拉(Motorola)和福特(Ford)只是其中几家而已。”吉姆·科林斯深信，不管周围的世界如何改变，企业组织与管理仍然有恒常不变的根本价值与通则。而“德鲁克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单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有着巨大优势的完整作品集：其中的一切几乎都是基本正确的。”57《长寿公司》(The Living Company)一书的作者、皇家荷兰壳牌集团计划主管阿里•德赫斯(de Geus, 1997)说：“如果你问我，德鲁克的观点流传得如何，坦白说，我一直认为他非常超前，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花多久才能赶上他的思想。”58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到：“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egomania and charlatan)的行业中，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guru’s guru)，那个人必定是彼得·德鲁克。”59

可以这样说，20世纪后半叶是属于德鲁克的，美国管理学家、管理咨询顾问理查德·帕斯卡尔(Pascale, 1990)在其所著的《边缘的管理》(Managing on the Edge)一书的注释中写到：“我们就生活在德鲁克《不连续的时代：变迁时代的指南》(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所描绘的商业时代里。”60德鲁克向人们展示了他非凡的预见力。套用一句老话，对管理学研究者而言，挑战就是找到彼得·德鲁克说得还不够好的地方。61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从我第一次读他的书就发现了这一点。

正因为这个缘故，德鲁克的著述赢得了许多企业家和经理人的高度评价，在企业界和管理咨询界，德鲁克这个名字就意味着真金白银。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Andrew S. Grove)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崇拜之情：“彼得·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在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中独树一帜。”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也将其重要的企业决策归功于德鲁克，他认为1981年整合通用电气的第一个核心思想——“数一数二”的原则便来自彼得·德鲁克。韦尔奇坦承：“我的核心概念也从彼得·德鲁克的见解中得到支持。我从70年代末期开始阅读德鲁克的文章，而在我接任CEO职位之前的过渡时期，通过雷金纳德·琼斯62(GE前任CEO)认识了这为管理大师。如果真要推荐一位货真价实的管理哲学家的话，非彼得·德鲁克莫属，在他的管理学著作中，处处蕴藏着独到而珍贵的真知灼见。”美国《哈佛商业评论》评论到：“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As long as you mention the name of Peter Drucker, numerous people in the business world will prick up their ears.)63 德鲁克的创作力之强，令人敬佩不已。在1997年《福布斯》(Forbes)的一篇的文章中，《福布斯》杂志社资深编辑罗伯特·伦兹纳和斯蒂芬·约翰逊(Lenzner and Johnson,1997)充满感慨和敬佩之心地说道：“尽管他目前已臻八十七岁高龄，但是他的思想却可能是当今美国人中最年轻的、也是最清晰的一个。” 64

2003年11月20日，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简称AMA)65为了表彰德鲁克对管理实践领域的贡献，特授予德鲁克“领导愿景奖”(Leadership Visionary Award)。美国管理协会主席爱德华·瑞利(Reilly,2003)在颁奖时这样评价到：“几乎每一个管理或商业实践领域，无不因彼得·德鲁克敏锐的洞察力、无尽的求知心、他的幽默、睿智和活力而不断得到丰富、扩展和提高。他工作的领域令人惊讶，他的思想冲击力难以估量，他的影响是巨大而普遍的。”“如果我们说管理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那彼得·德鲁克就是无可争议的最伟大发明家。”(If we say tha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greatest invention is management, the Peter Drucker undoubtedly is the greatest inventor.) 66

在我看来，现代管理学的条条道路出自德鲁克，条条道路通往德鲁克。德鲁克管理学著述与现代管理学的每一个方面都连在一起。正如有“欧洲的德鲁克”之称的查尔斯·汉迪(Handy,1996)所说：“几乎企业管理理论中的每个细节最后都可以回溯到德鲁克身上。”67

我认为，每一个阅读德鲁克著述的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德鲁克的著述，去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德鲁克。这似乎意味着，德鲁克是难以穷尽的。也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的意义与价值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或许，正是在无数人对德鲁克的理解与评判中，折射出一个真实的德鲁克。在我看来，一方面，德鲁克以管理思想家独到的犀利眼光把握住了组织及其管理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规律与普遍力量；另一方面，德鲁克则以一个“新闻人”(journalist)特有的敏感体验着现代组织及其管理带给人的困扰与激情。德鲁克将自我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感受与他的观念在语言的层面上，以形象的方式融会在一起并展示出来。无论怎么说，德鲁克本人也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性的表现价值，当任何管理理论与德鲁克的关系存在时，往往给人以超越时代和现实主义的印象。

随着德鲁克的去世，德鲁克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称。我始终坚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德鲁克精神和德鲁克传统，这一精神和传统将会继续为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正如在马克思之后，人们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之后、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之后，人们分别成了哥白尼主义者(Copernicusianist)、弗洛伊德主义者(Freudianist)，管理学也将在德鲁克之后出现德鲁克主义(Druckerianism)，将有更多的管理学家会成为德鲁克主义者(Druckerianist)。德鲁克主义产生的缘由在于相当多有卓有见识的学者将德鲁克的管理学著述解读成社会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将德鲁克看成是一位对社会实践问题有着特殊且执着关注的管理学家。德鲁克的发现从此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组织及其管理或人性的视角。

事实上，德鲁克作为一位重要的管理思想家，他的著述给管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张力，以及他对于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这些可能是他更为重要的价值。德鲁克属于这样一种思想家，他不是在一连串的严谨论证，来使一种理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是在不乏漏洞的论述中展示了了一片崭新的天空。在德鲁克之前，没人知道组织及其管理在现代社会以及社会变革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理解德鲁克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情况。在20世纪下半叶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主流管理学界一直涌动着一股“非德鲁克主义”管理学暗流，这种管理学暗流把德鲁克主义当成是管理学发展的障碍。这些“非德鲁克主义者”自视为主流管理学的代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坚持认为所谓“德鲁克主义”是对管理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的“无法忍受的压抑”，因而相信只有兴起一场“非德鲁克主义”运动以摆脱“德鲁克主义”的统治，现代管理学才有希望。然而，“非德鲁克主义”运动中崛起的是一批奇形怪状的实证方法和与现实问题严重脱节的理论，它们像烟花一样瞬间灿烂后便归于无形。正是在与这股暗流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才真正确立了对“德鲁克主义”的认知。我相信，在今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德鲁克主义”与这股暗流之间的斗争仍然不会停息。

我们应当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德鲁克的理解以及德鲁克的遭遇，始终与一种管理学观念密不可分，那就是从所谓的德鲁克主义延伸而来的“经验主义”，或者说是“社会实践方法”。恰恰是由于德鲁克被看成是社会实践家，被看成是对当时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与不端现象勇敢与激烈地提出批评意见的领袖，被看成是利用管理学这种“武器”以实现其社会批判功能的社会改革家或革新者，德鲁克才得到尊敬，或者被视为障碍。事实上，无论在哪个时代，德鲁克的“经验主义”或曰“社会实践方法”，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与社会实践方法的含义，已经被附加上了更多特定的、甚至远远超越意识形态范畴的内涵。

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近三十年的管理学从一开始就以矫枉过正的姿态，要让管理学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中脱离出来，要营造一个不受社会政治干预的纯粹的管理学世界。而这样的努力，终于催生出晚近二十多年里所谓的“实证主义”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家们对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呈现(scientific presentation)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营造空洞的管理学情境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管理实践的情感内涵的关注。可悲的是，这种以模仿西方管理学方法为圭臬的管理学研究，拒绝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实践问题的关注，既缺乏对管理学本身的理解，同时也缺乏对管理学发展的实践考量。

今天，人们日益认识到“实证主义”管理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管理学研究的全部，而是一种工具论的管理学。德鲁克主义代表了潜心于人类对组织及其管理实践的探索，代表了多重意义上的人性关怀，代表了对组织及其管理从物质到精神等多重领域遭遇的种种实践问题的面对和解决，代表了揭示管理学家自己以及时代创伤的冲动与勇气。德鲁克主义是真正激动人心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管理学思想，德鲁克主义致力于让管理学从工具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