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伯亡于“才胜德”，司马光因此得出“宁用愚人不用小人”的推论。如何超越君子小人之辨且引导人们德才双修，需要今人超越司马光。

《资治通鉴》是从三家分晋开始写的。人们一般认为，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标志着由春秋进入战国。所谓三家分晋，就是晋国的赵魏韩三个大夫，随着实力的增强瓜分了晋国。但是，人们不一定清楚，在三家分晋不久前，晋国实力最强的大夫并不是赵魏韩，而是智氏，不过在三家分晋前，智氏就被灭族了。

晋国智氏的灭亡，就灭亡在所谓的“能人”身上。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晋国的智氏家族出了一个“杰出人才”——智瑶。史称他有五大优点（五贤）：一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美鬓长大）；二是射箭驾车，力量过人（射御足力）；三是心灵手巧，技艺超群（伎艺毕给）；四是文采出众，能说会道，善于辩论（巧文辩惠）；五是性格刚强，果断勇敢（强毅果敢）。但这样一位能人，却有一样不足，就是少了点仁爱之心，多了点贪鄙之念，还有点刚愎自用。结果，智伯以他的优势，欺凌赵魏韩三家，激起了众怒，最后被赵魏韩所灭。

据说，当初老智伯（就是智瑶的父亲智宣子）在立智瑶为继承人的时候，同属智氏家族的智果就很不以为然，主张不立智瑶而立他的兄弟智宵。智果反对立智瑶的理由就是他太能干了。太能干反而不能用，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智果的理由是，智瑶有五大优势，但缺乏仁爱（《左传》称其“贪而愎”），欺凌起他人来，谁能挡得住？谁能受得了？结果，老智伯怎么也听不进去。这也难怪，任何人都会觉得，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才，不立他怪可惜的，枉生了他一身能耐。最后，老智伯坚持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果见劝阻无效，干脆在户籍主管部门那里登记同智氏家族分开，另立门户，变成了辅氏。这等于宣布，你干得好我也不沾你的光，你惹了事我也不吃你的亏。

小智伯即位以后，果然大显身手。当时，晋国的卿大夫是赵、魏、韩、智四家角力，操持着晋国的政务。刚开始，赵氏还占优势，控制着朝政。很快，智伯的能耐就使智家发展壮大起来，他本人也屡立战功，在晋国树立起了威望。主持国政的赵简子死后，智氏一家独大，开始打兼并另外三家的主意。晋懿公就是智伯立的，从此智伯一手操持着晋国的政务。但不管智氏多强，赵、魏、韩起码在名声上还是同智氏平起平坐的，问题就出在智伯压根儿不把他们三家放在眼里。他早年因为强迫赵襄子喝酒，结下了宿怨，后来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拿韩康子开涮，侮辱魏桓子的家人段规，俨然不可一世。有人劝他别这样盛气凌人，小心招来祸害。他满不在乎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我不祸害别人就是万幸了，谁敢祸害我！）随着智氏势力的强大，他开始进逼魏、韩、赵，向他们索要土地。魏、韩两家惹不起，同时也暗暗希望智伯激起众怒，于是各给了他一个万户之邑。当智伯进一步向赵氏索要土地时却被拒绝。这下子，智伯大怒，发动了对赵氏的战争，领着魏韩两家攻打赵氏所守的晋阳。这场围城战打了一年，最后，智伯干脆引来晋水淹城，眼看就要成功，水一直淹到城墙只剩下“三版”的高度。他却没有想到，自己过去的恶霸行径得罪人太多，魏韩两家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他们已经悄悄同赵襄子私下联络。结果是智伯在临近胜利之时，被赵、魏、韩三家夹击，大水反灌智伯军营，智氏全族被诛，只有早脱离了智氏家族的辅果（即另立门户的智果）生存下来。赵襄子为了报仇，还把智伯的头颅做成喝酒的酒具。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53年。

司马光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司马光对智伯之亡十分感慨，他的态度很明确，把人按德和才的关系分了四等：德才兼备是圣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在用人上，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能用有才无德的小人。因为愚人无才，即使作恶也危害不大，就像小狗想咬人，不费劲就能制服它。但是小人如果得志麻烦就大了，他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作起恶来如虎添翼。古往今来，祸国败家者都是才有馀而德不足。智伯之亡，就亡在了“才胜德”上。

司马光的这段“德才之辨”，向来被人们看作用人的经典。但是，这里面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重德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如果不重才，那就意味着庸人当道。在选人时，首先应当注重人的德行，一旦人品不好，越有才能，造成的危害越大。智伯一类所谓的人才，一旦有所成就，就会兴风作浪。有许多公司，垮就垮在公司的骨干甚至是领头人的品德问题上。小人往往很能干，而正是他们的能干，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们的品德缺陷。从这一意义上看，司马光的告诫有他的道理。

但是，司马光毕竟只是一个文人，他没有从“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角度考虑问题，站着说话腰不疼。从管理的要求来看，用人是要干事的，如果宁用愚人也不用能人，所谓事业云云，一概都要免谈。实际上，《通鉴》中用能人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楚汉相争时刘邦重用“三杰”，就是尽人皆知的一例。按刘邦自己的总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通篇说的是能而不是德。所以，真正要打天下，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司马光所谓的宁用愚人不用小人的观点过于偏激。

而且，人的品德并不是非好即坏的两极，在“圣人”和“小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漫长的过渡谱系，现实中的人，绝大多数都处于这个谱系中间某一点上。当代文学曾经批判过“中间人物论”，结果使文学走向“高大全”和“阶级敌人”的两极对立，追求道德天堂，却打造出人间地狱，演绎出了一幕幕闹剧和悲剧。按照司马光的逻辑，势必得出只有大慈大悲全知全能的救世主横空出世才能拯救人类的结论，这正是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国。理想国不是坏事，但要把世界改造为理想国的追求却制造了无数苦难。所以，智伯之亡的史实，在司马光那里得出的推论是重视品德，圣人治国；在当代则要强调对品行不端者的控制和引导机制。而这种制度建设，并不排斥司马光提倡的道德修养。跳出两极对抗性思维，这正是需要我们超越古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