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
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
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
【详解类引】
这段讲的是“全胜”思想的实现战略目标的保障条件之一,国君不懂军事,不要过多的参与军事。后文“知胜有五”也是全胜思想实现目标的保障的条件。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将领是辅佐国家的重臣。
周、隙都有两层意思,一层关系,周有亲密无间的意思,是说与国君之间关系亲密,相互信任,隙有间隙的意思,是说与国君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有间隙;另一层是能力,周是说将领的能力强,德智兼备,能力全面,行事周密,隙是说将领能力不足,行事有缺漏,不够周全,容易被别人抓到缝隙,钻了空子。
这句说将领能力和与国君之间的关系对国家强弱的影响,将领能力强,与国君之间相互信任,国家就强盛,反之将领能力不够,与国君之间又有间隙,相互不够信任,国家就弱。
李筌注解说:“将才足,则兵必强。”
贾林说:“国之强弱,必在于将。将辅于君而才周,其国则强;不辅于君,内怀其二,则弱。”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团队的强弱,将领起决定性作用,同为汉武帝时期的将领,程不识与李广带出来兵完全不一样,李广属于山大王型的将领,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军纪不够严明,而程不识则军纪严明,布防得当。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
孙子先说为将者对国家很重要,接下来又开始对国君讲,讲国君该如何与将领相处。
姜太公说:“国不可以从外治,军不可以从中御。”
你国君在后方,对军队的事情不懂,就不要干预军队的管理,也不要关于干预打仗时的决策。孙子给了三条“中御之患”:
第一条是,不要束缚军队,不了解战场情况,就不要在后方瞎指挥军队的进退,明明不该进攻,却命令军队进攻,明明不该撤退,却命令军队撤退。
縻军,是指瞎指挥,束缚军队的手脚。
李筌注解说:“縻,绊也。不知进退者,军必败,如绊骥足,无驰骋也。”
安史之乱时,哥舒翰守潼关,明明需要坚守,唐玄宗却三番五次下旨让哥舒翰出关进攻,随后哥舒翰没办法硬着头皮进攻,结果全军覆没,失潼关,长安也失守。
第二条是,不懂军中事务,不用插手军队的内部管理、行政管理等。
杜佑注解说:“‘军荣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以治兵也。夫治国尚礼义,兵贵于权诈,形势各异,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变,军国一政,以用治民,则军士疑惑,不知所措。”
张预说:“仁义可以治国,而不可以治军;权变可以治军,而不可以治国,理然也。”
国君懂得治国,但不一定懂得治军,过多的插手军中事务,容易让士兵困惑。
杜牧注解说:“礼度法令,自有军法从事,若使同于寻常治国之道,则军士生惑矣。至如周亚夫见天子不拜,汉文知其勇不可犯。”
军有军法,与治国不同,杜牧讲了周亚夫见汉文帝不拜的例子。为了保卫长安,汉文帝派了三位将军分别带兵驻扎在长安附近:将军刘礼驻扎在灞上,徐厉驻扎在棘门,周亚夫驻扎在细柳。
汉文帝亲自劳军,他先到灞上,再到棘门。在这两个地方,汉文帝的车驾,毫无阻挡地一直驶入了军营。两个军营的将军和他们的下属军官,骑着马接驾和护送汉文帝起驾离营。
而后,汉文帝的车驾来到驻在细柳的军营,远远地只见官兵们穿着铁甲战衣,戴着头盔,手执锋利的兵器;射手们开弓搭箭,好像到了临战的时刻保持临战状态。汉文帝的先头卫队到了营门,军营门口的卫士不让进去。先头卫队的将军说:“陛下的车驾马上就到。”营门的军官回答:“周将军有军令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命令。”
汉文帝的车驾到来,守营门的人又不放他进去。他就派使者按礼法军规拿了天子的凭证去传达皇帝的命令:“我要进入军营,慰劳将士。”
到这时周亚夫才传出话来,打开营门。打开营门时,守卫营门的官兵,对汉文帝的随从官员说:“周将军规定,车马进入军营后不准纵马奔驰。”因为这样于是,汉文帝叫随从控制住马头的缰绳,慢慢地走着。
汉文帝到了将军办公的营帐,周亚夫手里拿着兵器向皇帝行拱手礼,说:“身上穿着军服的人不能行跪拜礼,请陛下允许我用军礼参见。”
汉文帝对周亚夫的治兵非常肯定,认为其军不可犯也。
第三条是不知三军之权,不要参与三军之任。
这句有两种解释,一说不懂权变,不要掺和部队的指挥,战场上可能随时都新情况,必须随机应变,如果大事小事都请示,就像朝令夕改一样,将士对指挥就会产生怀疑。
另一说是说不懂各级军吏的权限,就不要参与他们的任命,军中的不同职务都有其特殊要求,作为国君,对这些不了解,就不要参与人事任命之事,总参与这事,也容易让将士生疑。
这三条是对国君的提出的要求,对自己不懂的事,尽量不要瞎指挥,那样只能让军队生疑生惑,给别人可乘之机。
最后,孙子下结论说,如果你这样随意参与瞎指挥,就容易搞乱军队,自取失败。
这也是给国君立个规矩,但作为将领你也别太当真,还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协调与国君的关系。
最愚蠢的事是:情况不明决心大,计划不周干劲大从“五知”审核战略目标、策略是否能胜
原文: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欲同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详解类引】
“知”继“五事七计”之后,孙子又开始带我们一起算账,算算自己能不能赢,这里从五个方面算:是谋的前提,也是制定合理战略目标,设计可行策略的关键,孙子提出“知胜”的五种情况,从这个五个方面来审核、检验上述战略目标、策略制定得是否能胜。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能够判断可不可以打得赢,这是讲将领的判断力,你带兵打仗,要能够抓住战机,发现战机之后,马上做判断,可以不可以打得赢,可打就抓紧打,不行就坚决不打。
不过这个判断取决于“知己知彼”,带兵打仗最忌讳的是“情况不行决心大,计划不周干劲大”,做事总是一厢情愿。
千难万难,判断最难,我们每天都面临大量的决策,能否把事情做好,都取决于你的判断和决策,尤其是大公司的决策,不一定很快显现出来,需要一个过程才显现结果,据陈春花教授的研究,三星、IBM这样的公司,判断错误结果会在两年之后在市场上显现出来,调整之后也需要两年以后才在市场上表现出来。
德鲁克说,利润检验你决策的结果,不是目标。也就是说,一年忙到头,没赚到钱,是因为你决策的问题,是你当初判断的问题。
可见,判断之难。战争,从庙算阶段要判断,能不能打得赢,野战阶段也需要判断,是否可以打,攻城依然需要判断要不要打,能不能。
这是全胜思想的前提。
韩信在与刘邦的“汉中对”就体现了知己知彼和判断。
在张良的多次推荐下,刘邦封韩信为将,在登坛拜将仪式结束后,刘邦就坐后,问韩信:“丞相多次称道将军,将军用什么计指教我?”
韩信谦让一番,趁势问刘邦:“如今向东夺天下,难道敌人不是项羽吗?”
刘邦说:“是啊!”
韩信说:“大王自己觉得在勇敢、强悍、仁厚、兵力方面与项羽比,谁强?”
刘邦沉默了好长时间,说:“不如项羽。”
韩信向刘邦拜了两拜后,给刘邦提供了一份“战略咨询报告”:
韩信说,项羽虽“勇悍仁强”,但项羽震怒咆哮时,吓得千百人不敢动,但不能放手任用有才能的将领,他的勇不过是匹夫之勇;项羽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人生病,他心疼得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但等到有人立战功,该加封进爵时,把刻好的大印放在手里玩磨失去了棱角,也舍不得给人,他的仁不过是妇人之仁;项羽的悍不过是强词夺理,横行霸道而已;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摧残百姓,天下人大都怨恨,他的强不过是表面之强而已。
那么,汉王你该怎么做呢?
反其道而行之。与民众“约法三章”,得其民心;任用天下豪杰,舍得花钱封爵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先做好三秦这个根据地市场,然后利用将士“东归”心思,举兵东伐,即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逐鹿中原而得天下。
刘邦听了韩信的“战略咨询报告”后,马上精神大振,当即决定按照韩信的“战略”实施。
这就是老板的判断力,这就是决策,从后来战略执行的过程来看,也基本上按照韩信的路线图在走。
识众寡之用者胜。
解决了要不要打的问题后,接下来要解决怎么打,怎么用兵的问题。对于这次战役,要知道用多少兵才能打赢。
杜牧注解说:“先知敌之众寡,然后起兵以应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万不可’是也。”
秦王嬴政命王翦伐楚,问王翦需要带多少人马灭楚,王翦说,必须给我六十万人,否则干不成这事。
六十万差不多把秦国能调动的军队都调动了,秦王有点不太满意,这时候有个将领说,二十万人足矣,这正好触动了秦王的痛点,于是派他伐楚,结果失败而归,没办法,秦王又去请王翦,给他六十万人去伐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楚国灭掉。
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能带多少兵的问题,并不是每个将领都可以带几十万的军队,并不是每个将领都可以指挥大军团作战。
解放军中能够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领只有两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粟裕,其他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曾经刘邦与韩信也有过这方面的对话,刘邦问韩信说:“你觉得我能带多少人?”韩信说:“十万人,再多了,就该乱了。”刘邦问:“那你能带多少人?”韩信说:“多多益善。”
这就是带兵能力的问题,实际上是组织管理能力。华为任正非可以带十七万人,有的老板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人都带不好,这就是组织能力问题。
据说华为高管私下议论任总到底懂什么?大家一致认为,任总既不懂生产,也不懂技术,更不懂财务,勉强懂点市场。最后的结论是,任总是个组织者。
团队同心协力、力出一孔,是老板德行的表现
原文:
上下欲同者胜。
【详解】
上下欲同者胜。
曹操注解说:“君臣同欲。”
李筌说:“观士卒心,上下同欲,如报私仇者胜。”张预说:“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人人欲战,则所向无前矣。”
梅尧臣注解说:“心齐一也。”
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同心协力和同心同德,一是君臣层面的心齐;一是军队中将、吏、卒同心协力,力出一孔,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这是执行力的关键。
如何实现上下同欲?
一般而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目标清晰,二是领导率先垂范,三是领导有成就他人之心、分享成果之心。
目标清晰是“同欲”的核心,目标清晰才能达成一致,才能有共同的方向,要么是为了利益而同心协力,要么是为了信仰使命上下齐心。
领导率先垂范,给下边人做个示范,立个标准,大家才会积极的去干,领导也要偶尔表现一下他高超的业务能力,才能让部下服气,广告大师奥格威跟他做厨师时的领导学习领导力,厨师的负责人,每个月都要亲自做一次料理,展示他们绝伦的厨艺,奥格威也会偶尔亲自写一些文案,展示他文案撰稿能力。
贞观初年,天下大旱,唐太宗想开渭河引水灌溉,很多大臣反对,开渭河就像隋炀帝开运河一样,容易让百姓怨声载道,导致民乱,让唐太宗慎思。
唐太宗经过思考后说,隋炀帝开运河是为了一己私利,为了自己享受,老百姓怨声载道,而大禹治水,他跟百姓历尽艰辛,无一人抱怨,是因为大禹一心为民,与百姓同甘共苦。于是,唐太宗决定不下诏命,自己亲自开渭河,大家自愿。
战国时期,田单在即墨大败燕军,带着残兵败将收复齐国河山,后来田单想打狄邑,鲁仲对田单说:“此战你打不赢。”
田单不服气,他认为在守即墨时,老弱病残都可以大败兵强马壮的燕军,收复70余城,现在齐国兵强马壮,一个小小狄邑,怎么会打不下来呢。
田单率大军讲狄邑团团围住,但三个月也没有打下狄邑,田单又找鲁仲请教,到底是什么原因?
鲁仲说,当年你守即墨,大败燕军,是因为你虽贵为主帅,坐下来就跟大家一起编草袋,拿起铁锹就跟士兵们一起干活,当时你有必死之心,将士们与你同心协力;而如今,你被封为平安君,东有夜邑租赋供奉,西有淄上可以作乐,金带围腰,已无昔日的必死之心,无法上下同心,就难以打胜仗了。
田单明白了,回去之后,亲临前线,站在石如雨处,给将士们鼓劲,军心大振,很快拿下狄邑城。
这就是上下同心,力出一孔。
吴起带兵从不搞特殊,吃的、住的都与士兵一样,同甘共苦,非常关心士兵的生活,他大小打了七十六仗,六十四胜,其他平。
可见,领导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带来的上下同心同德,带来的团队积极性和战斗力。
上下同心同德,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与大家分享利益,分享成果,作为将领,你不能好处都自己得,卖命的事让大家干,那样大家就都没有积极性了。
成就别人,是通过你的正确指挥,英明领导,让大家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收获,不要把功劳都算在你一个人身上,成就别人才能达成自己。
赵国名将赵奢带兵,他会把国君赏赐给他的财物都分给将士们,从接到命令那一刻起,就再也不回家,都吃住在军队;曾国藩带兵,战场上缴获所得,都分给将士们,他分文不取,只拿皇帝的奖赏。
分权、分利才能实现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的效果。
上下同心,力出一孔,也是老板德行的表现。
没有准备,优势也不是真正的优势
原文:
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详解类引】
以虞待不虞者胜。
虞,是猜度、预料、预备之义。
以虞待不虞者胜,是说以预先有准备防备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只有经过充分的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准备不充分,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容易让你失去捕捉战机的能力。
准备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准备,不管战场情况如何变化,我都要做好各个方面可能出现情况的准备,这是基本功;另一种准备是针对性准备,针对性准备需要在知彼的情况下进行,已经通过侦查,通过情报知道敌人要做什么,我这边做好准备。
常规准备就是练兵,这是治军的基础工作,没有战斗任务的时候,部队要休整,要进行日常训练,休整不是休息,而是做日常训练,进行基本动作的训练,针对前一阶段战场上出现伤亡情况展开的针对性训练,依据将领的经验,演练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措施。
基础训练工作越扎实,战场上应对各种情况越自如。有人说:“枪炮一响预案作废。”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坚持做预案呢?因为没有预案,战场情况变化之后,连可调整的方案都没有,更加被动。
记得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学校搞过地震的演习,当地震发生时,他们整个学校可以在老师的指挥下从容应对,都跑出了教室,没有人员伤亡,这就是训练,各种演练的价值。
部队要训练基本动作,企业也要训练基本动作,快消品的终端拜访八步骤,就是基本功,是如何时候都不能丢的基本功,开发市场可能会遇到很多情况,要提前基于可能出现的情况做预案,针对预案进行演练。
古代军法中就有个各种阵型的演练要求,也有不同军种之间的合练,跟我们现在的军事演习一样。
预案有效的关键在训练,在演练,给销售人员培训价值不大,产品介绍、公司介绍话术、终端拜访话术要背诵,要模拟演练,只有演练之后,才能到市场上真正应用,否则,又不知发挥到哪里去了。
有针对性的准备,是在清楚敌人目的,获得情报的情况下进行准备,这种准备是临时性的准备。
以有准备对没有准备者胜,也就是说,在战场上关键是不让敌人知道你想什么,让他猜不到你想干什么,或者你能够看出敌人想干什么,这就能够胜利了。
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周亚夫劫梁国的粮道道之后,梁国就转而来攻周亚夫,周亚夫坚守不出,几天后叛军从东南进攻军营,声势浩大,周亚夫却安排部下去西北做好防御准备,结果在西北遇到了叛军主力,叛军久攻不下,粮草不足开始撤退,这是周亚夫挑选精兵追击,大败叛军。
可见,没有准备,优势不是真正的优势。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这是讲授权。
将领有能力,国君不干预。李牧戍边的时候,赵王直观国内之事,军中之事完全不管,当地的税赋、将士的奖赏、任免都由李牧来做主,李牧准备几年之后一战灭掉匈奴的生力军,使匈奴十几年不敢犯赵国边境。
诸葛亮与司马懿在五丈原对峙,诸葛亮急于求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用各种方法羞辱司马懿,给他送女人的衣服,司马懿大怒,向晋宣帝请旨大战诸葛亮,晋宣帝明白明白司马懿的目的,就派人拿着节杖到前线说:“敢问战者,斩!”
晋宣帝明白,诸葛亮也明白,司马懿之所以请旨决战,实际上就是不想战,如果他想战根本不用请旨再战。
就这一坚守不出,就让诸葛亮再也没有走出岐山,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
李筌注解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胜,真将军也。”
他举了吴伐楚时柏举之战时的事,孙武也参与此战,当时两军对峙,楚军兵力远胜于吴军,夫概请战楚子常,没得到批准,但夫概说:“所谓见义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于是,带着自己的五千人们就冲上去了,结果大败楚军,吴军乘胜长驱直入,攻入楚国首都邺城。
“君命有所不受”是需要将领慎用的思想,一般而言,什么情况可以“君命有所不受”呢?一种是必胜原则,你在现场有了必胜的把握,可以不按照“君命”行事;另一种是利主原则,对国家有利,对全局有利的情况,也可以不按照“君命”行事。
这体现了领导的管理艺术,也需要部下有与领导的沟通艺术。
最后,孙子说,这五个方面就是知胜之道。
实际上,知胜这五个方面本质上都在讲自己,讲如何做好自己,做独特的自己,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是讲自己的判断。
“识众寡之用”,是讲自己的能力,将领带兵的能力。
“上下同欲者胜”,是讲自己的士气,自己的执行力怎么样。
“以虞待不虞者胜”,是讲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有没有准确的情报,有没有准确的判断。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是讲自己领导的管理艺术。
此五者,都要管好自己,了解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知己,对人家分析的头头是道,到自己身上,总是放大自己优势,一厢情愿的弱化自己的弱势。
孙子讲五条衡量自己的知胜之道,也是强调知彼容易,知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