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最热门的管理领域之一是领导力。究竟什么是领导力呢，似乎每个人都有定义，又都不是很确定。哪怕是领导力研究领域的翘楚美国学者本尼斯（Warren Bennis）的定义，也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组织理论大师马奇（James March）甚至常年用诗歌和小说，包括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萧伯纳的《圣女贞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来讲授他在斯坦福大学的领导力课程，从他的角度，可以将领导力理解为一门艺术（领导力的两个基本维度是书写诗歌与疏通水管）35，他强调领导者应该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追本溯源，如果我们把德鲁克对企业本质的理解和巴纳德对组织定义的理解放在一起，似乎可以看到，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领导力，其基础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认同，并由此产生出协同或者矛盾。

或许我们可以给一个简单又容易理解的定义：领导力就是能够增强或者推动企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价值认同（核心理念+文化+共识）的力量。

稻盛和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稻盛和夫都被作为企业经营水准最高的领导人之一备受推崇。可是稻盛的理念让许多企业经营者感到困惑，比如他说：“成功和失败都是一种磨难”、“要奋战到老天爷出手相助那一刻”、“如果你有善心，地狱也会变成天堂”36。看上去很像是一碗碗心灵鸡汤。

稻盛和夫的思想总体来看是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佛家的合流，其核心“敬天爱人”是中国儒家信仰的核心。敬天，就是敬畏天道顺应人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爱人，就是利他主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稻盛还是佛教徒，在读他的著作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思想中的佛家色彩。以下我把佛家的六波罗蜜（梵文音译，即波罗密多，意思是度生死苦海，至涅槃彼岸），也叫六度，和稻盛和夫的思想做一个对比：

1、布施——放下和利他

“以利他之心生活和工作”“自己的事先摆一旁，优先考虑他人的利益”。

2、持戒——寡欲和克己

“所有优秀背后，都是苦行僧般的自律。”

3、忍辱——耐心和忍受

“忍受诸行无常、波澜万丈的人生。”

4、精进——专一和努力

“就算目标高到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也不能有丝毫胆怯，要勇往直前努力到底，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能力展现出自己都不能置信的惊人进步，或唤醒我们的潜在能力使其开花结果。”

5、禅定——放空和专

“铃木一朗之所以能成为著名棒球手，在于他具有极高的集中力，不管对方打来什么样的球都能立刻做出正确的反应，因此他才能够在比赛中完成大量的安打。”

6、般若——明心和见性

“人生的目的是‘提升心性，锻炼灵魂’。我就是为了带着那净化过的崇高灵魂离开人世而来的。”

但问题是，源于农业文明的儒家佛家和源于工商业文明的现代企业，无论是在渊源、思想框架、思维模式、实务法则等方面都没有太多关联之处，为什么稻盛和夫的方法对企业经营的确有实际的效果？原因就在于上面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认同”。

“敬天爱人”和佛家的一些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人、日本人等东亚人群所共有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很容易藉此将企业中的人心联系在一起。可以这么讲，没有这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认同，企业文化和管理层的领导力都无从谈起，即使企业赶上风口潮头，一时能够发展起来，但当趋势下滑，必然会走向没落，这和企业领导者的个人魅力甚至于业务能力都没有关系。

企业高管（或创始人团队）的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一个企业是否能构建起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认同”，明确“有温度的核心理念”，建立起有效的企业文化和上下同心的组织共识，从而拥有真正的领导力，基本上是由核心管理者的认知决定的。

回顾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多数企业家至今对企业的认知还是利润最大化，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道：“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猾的、钻营的、拉人下水的骗子，利欲熏心的出卖灵魂的人；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离经叛道和肆意出卖社会利益的投机贩子、高利贷者、牵线人、奴才；花言巧语的马屁经；冷酷无情地制造、培养和鼓吹竞争、贫困和犯罪的、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金钱拐骗者”。这与今天国内企业的状况何其相似，缺乏了宗教和人心的制约，功利主义膨胀到极端，各类企业创造了一次次“奇迹”——祸害本民族婴儿的奶粉、各种制作方法闻之欲呕的日用食品乃至于数不胜数的豆腐渣工程。

以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西方顶级企业家几乎都是基督教清教徒37，日本稻盛和夫，印度贾姆谢特吉·塔塔都拥有强烈的宗教情怀，中国任正非、柳传志、马云、于东来、贾国龙等企业家也拥有类似的思维和视角。

领导力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认同，企业家和高管团队最好能拥有坚定到近乎虔诚的信念，遵循社会赋予企业的价值使命，带给企业和员工有温度的核心理念，这是企业最基础的、也是几乎最重要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打造有高社交性和高团结性的团队，跟随自我涌现的战略进程。这就是德鲁克事业理论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