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号我在敦提受审，被判处九个月苦役监禁。我还要在沃克斯鲁斯特再次受审，罪名是教唆被禁人员非法入境德兰士瓦。所以13号我被押往沃克斯鲁斯特，在狱中见到卡伦巴赫和波拉克，很是开心。

14号我在沃克斯鲁斯特出庭受审。整个案子妙就妙在控方传唤的证人都是我自己在克罗姆德拉伊（Kromdraai）172提供的。当时警方原本也能找到其他证人，但很麻烦，所以他们干脆向我求助。在南非，就算犯人伏法，法院也不能判他有罪。

对我的审理就是这么安排的。但谁能证明卡伦巴赫先生和波拉克先生有罪呢？没有证据就无法定他们的罪，但一时之间又很难找到证人。（P.470）卡伦巴赫先生打算认罪，因为他希望和大家同甘共苦。但波拉克先生原本要去印度，所以并无刻意让自己身陷牢笼。我们三个一合计，决定如果被问到波拉克先生是否犯了所被指控的罪行，都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

我作证证明卡伦巴赫先生有罪，但到了波拉克先生，作为证人的我只是露了个脸，一言不发。我们不希望案子被拖得太久，所以竭尽全力确保每件案子当天就能结案。对我提出的诉讼14号结案，卡伦巴赫15号结案，波拉克17号结案，法官给我们三人判的都是三个月监禁。我们还以为能一起在沃克斯鲁斯特监狱服完这三个月的刑期呢。但政府可容不得这等好事。

未被转狱前，我们在沃克斯鲁斯特监狱愉快地过了几日。每天都有新犯人入狱，给我们带来外面的最新情况。入狱的非暴力抵抗犯人中有个75岁上下名叫哈巴沁（Harbatsinh）的老头。老头并非矿上的劳工。他的劳工契约早就终止了，所以他也没有参与罢工。在我被捕后，印侨愈发热情高涨，（P.471）很多人非法从纳塔尔进入德兰士瓦境内，让自己被捕。哈巴沁就是这些热心分子中的一员。

“您怎么跑到监狱来了？”我问哈巴沁，“我可没让像您这么大年纪的人争着入狱啊。”

“我不来行吗？”哈巴沁回道，“老婆和儿子都为劳工入狱了，我能不来吗？”

“但监狱太苦了，您受不了的。我建议您还是出狱吧。要不要我安排人把您放出去？”

“别！千万别！我不会出狱的。说不好我哪天就死了，要能死在牢里那我才高兴呢！”

我也不用试着去动摇这样的决心了，就算试了也不管用。在这位大字不识的圣人面前，我崇敬地低下了头。最终哈巴沁得偿所愿，1914年1月5日他于德班狱中与世长辞。在数百名印侨观礼下，他的遗体按印度教仪式被隆重火化。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不止一个哈巴沁，像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但在狱中捐躯的伟大殊荣唯他独享，因此值得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对他大书特书。

政府并不希望大家如此争先恐后地入狱，（P.472）他们更不愿看到犯人出狱后到处传播我的信息。所以他们决定把卡伦巴赫、波拉克和我拆散，把我们分头关押到沃克斯鲁斯特以外的其他监狱，而我更得要专门关到一所印度人无法前来探视的监狱里。于是我被押送到奥兰治亚首都布隆方丹的监狱里。当地只有不到50个印度人，全都在酒店里当服务员。我是狱中唯一的印度犯人，其余的都是欧洲人和黑人。我并未因这种隔离感到苦恼，相反，我视之为恩赐，甘之如饴。现在我不用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啦，我高高兴兴地迎接这种新的体验。更何况打1893年起我就多年忙得没空学习，能潜心学上一年的前景让我满心欢喜。

到了布隆方丹监狱，我尽情享受清净。虽有诸多不便之处，但尚可忍受，我就不拿这些琐事来给读者添堵了。需要说明的是，狱中的医官成了我的朋友。狱警想的只是自己手上那点权力，但医生却忙着让犯人不出事。在那段日子里，我仍是只吃水果，既不喝牛奶，也不吃酥油或任何粮食。我的食物只包括香蕉、西红柿、落花生、青柠和橄榄油。要是这些东西有哪样质量不好，（P.473）我就得挨饿。所以狱医在订货的时候总是非常仔细，而且他还给我加上杏仁、核桃和巴西坚果。给我定的食物他每样都亲自验收。我呆的牢房里空气流通不好，那位医生就想尽办法让牢门都开着，但没有成功，因为狱警威胁说要是牢门都开了他就辞职。这位狱警也不是个坏人，只是他墨守成规，不懂变通。毕竟他要对付的桀骜不驯的犯人，如果他对我这样听话的犯人网开一面，真就有可能让那些不守规矩的犯人占了上风。这位狱警经验丰富，为人直爽，对未来的判断很清楚。我完全能理解他的立场，所以每次狱医和他为我的事吵起来的时候，我总是站在他那一头。

卡伦巴赫先生被关押到比勒陀利亚监狱，而波拉克先生则被关进杰米斯通监狱。

政府本可省去这许多麻烦，可他们却偏学那位帕廷顿夫人173，竟要拿扫帚去挡住大西洋的涨潮。纳塔尔地区的印度劳工已经觉醒，这世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们。（P.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