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位”，是指位置(position)、定位(positioning)、场所(place)、位子(seat)与位势(to be situated)。朱子曰：“位者，安其所也。”中国企业家的战略思维所说的“位”，是与环境、处境联系在一起的位置观，具有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方位，而人也是这个环境处境中的一个部分，是活生生的、能动的人，因而“位”是指被赋予了一种“精神”的灵异之所在。

按照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位”是指任何事物都存在宇宙生命的内在结构与宇宙方位，也可以是西方人所说的“场所”(place)。我们知道，《易经》六十四卦，每卦由两个经卦重叠而成，有“上卦”“下卦”之称；每卦共有六爻，由下至上分处高低不同的六个等次，称“爻位”。

爻位等次的不同，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或贵或贱，或高或低的地位，体现着事物从低向高发展变化的渐次进展，预示着顺逆吉凶。爻位有奇、偶之分：初、三、五位为奇，属阳位；二、四、上位为偶，属阴位。凡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均属“当位”，也称“得正”。

《系辞下》明确指出：“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这就是说，要从卦爻中反映庞杂事物的阴阳德性，从中理出头绪，明辨是非，非中爻不可。明白了中爻的意义也就大体把握了存亡吉凶的规律，即使平居无为也能知晓事理。

中国古代哲学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在西方可以称为“场所精神”。按照挪威建筑学家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Noberg Schulz，1980)的说法，根据古罗马人的信仰，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genius)，这种灵魂会赋予人和场所生命，将自始至终伴随人和场所，同时决定它们的特质与本性。诺伯格·舒尔茨(Noberg Schulz，1980)认为：场所是行动和意向的中心，它是“我们存在中经验到有意义事情的焦点”。场所并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场所是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和颜色等具体事物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物的总和决定了一种环境的特性，也就是“场所的本质”。1正如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同一种存有(being)相互关联着。”

这是一种真实的场所塑造(place-making)，涉及人的归属感(belonging)的场所意识。至于“非场所性”指的是“场所认同的弱化，结果使所有场所看起来都一样，无法提供人不一样的经验机会”(Relph，1976: 90) 2。

中国企业家有时将“位”称为地利，古人把“地”看成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利”字后人多从“锋利”“利益”等意义上使用它。“地利”完全是从农业生产中得出的概念。“利”虽用“以刀割禾”会意，但“禾”只是作代表，“利”可泛指土地之所出。与“地利”密切相关的还有“地宜”或“土宜”的概念。《左传》成公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视也）土之宜而布其利。”讲“土宜”正是为了尽“地利”，因为只有用其宜，才能得其利。地，选择做事的地方，在军事上常讲占有有利地形，说明地利也很重要。

在中国企业家的思维中，一个企业的“位”或“地”常常是指决定这个企业生存环境的“生态位”(niche)。按照种群生态学理论的观点，“生态位”的观念可以用到观察某一产业种群的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考察该种群的企业生存条件，以及相似组织所处的产业状况。在生态学上，生态位是与生物所处环境直接相关的概念，它界定了生物在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位置，各种生物因其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而各自占据特有的生态小环境。

《易经》六十四卦中每卦爻位等次的不同，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或贵或贱，或高或低的地位，可以称为生态因子。生态因子是时间因子和环境因子的统称。在生态因子变化范围内，能够被生态元(ecological unit)实际和潜在占据利用或适应的部分称为生态元3的生态位，其余部分称为生态元的非生态位。从社会组织到整个人类社会环境，所有的社会生物的组织层次是具有一定生态学结构和功能的单元，可以称为组织的社会生态元。所有组织的社会生态元都具有相应的社会生态位。《易经》中的“位”或“地”实质上就是“生态位”，所考虑的是环境资源与其所处群落中其他组织的联系，也反映了其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易经》中的“位”或“地”也可以看成是个体或组织“适者生存”(struggle for existence)所处的位置，或称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地位。个体或组织为获得资源而进行竞争，每一个个体或组织形式都正在为生存而斗争。这种斗争在新诞生的组织内最为激烈，而且新组织的诞生和生存的频度都与更大环境的要素相关。这些要素诸如市场区域的大小、需求的可持续性、政治性动荡、行业的成长率和环境的可变性，影响了一系列专业化组织的建立与生存。

在中国企业家眼中，“位”带来“势”。就好比在万米高空有一块大石头，一旦落下来，就有万钧之力和不可阻挡之势。后人所说的势是众多优势的结集，是总揽各方面优势所形成的势在必行、势如破竹、势在必得的有利态势和主动地位。这就是“势”。中国企业家的战略最高准则是造“势”、谋“势”、借“势”和顺“势”，这就把“势”提到了指挥艺术的最高峰。

西方传统组织理论所研究的是单个组织如何把自己的技术、产品、服务、文化、经营思想、管理与控制、制度或机制优势等转化为一种市场能力，形成市场竞争中的一种势能。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说是一种实体性思维，而非关系思维。如果我们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来看待组织边界的不确定性，就可以发现对跨组织生态系统、平台生态系统等新型组织形式的认识就是一种关联性思维的结果。

跨组织生态系统的战略联盟、虚拟组织等，实质上是把单个组织动能、能量或能力转化为了一种势能；平台生态系统要尽可能地利用全社会的冗余资源，实质上是把个体动能、能量或能力转化为了一种势能。单个组织在战略联盟、虚拟组织成了一个枢纽或接点，单个组织借助于跨组织生态系统、平台生态系统把自己的动能、能量或能力转化为了一种势能。枢纽或接点说明了组织在跨组织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这种地位的意义在于单个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生态位发生了变化。

尽管单个组织具有相同能力或能量，但由于它们各自在跨组织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不同，表现出来的是不同的势能。这就像把一个物体被举高就具有重力势能，物体从一米高的位置转移到十米高的位置，它们下落的势能肯定是不同的，越是高处的物体，重力势能就越大。生态位不同，决定了市场竞争中的势能的不同。因此，单个组织向介于市场与传统科层制组织之间的组织形态转变，决定了单个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势能的大小。

可以这样说，跨组织生态系统的战略联盟、虚拟组织等是一种介于市场与科层制组织之间的准市场组织，本身比科层制组织更有弹性，因而组织就具有了一种弹性势能，这种弹性势能说明了组织由于弹性形变而具有一种新的能量。我们知道，压缩的弹簧具有能量，让压缩的弹簧放松就产生了弹性势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联盟势能”就是组织发展的新动力，“支点”和资源“杠杆”的有效配合，就能产生高于原有资源几倍、几十倍，乃至更大的能量，能有力地、微妙地改变市场竞争的力量对比，使天平倾斜向自己一方，使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的发挥成为可能。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本身就是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异质性的体现，这就形成了落差，创造了势能。

对中国企业家来说，组织的势能是源于整体的涌现性。按照复杂性理论的解释，涌现性是整体才能表现出来的特征。系统科学把整体才具有、孤立的部分或总和不具有的特性称为涌现性。整体涌现性是一种规模效应，整体特性与系统规模即组分多少有关系。规模的增大会导致系统性质的显著差别，描述和处理的方法有明显不同，即使元素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当规模增大后也会出现一些本质上全新的系统特性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