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就是“休征”的种种状况。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原文：“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这一段讲的就是相反的状态，叫做“咎征”。咎，指过失、罪过、灾祸、怨仇等，引申为因为人为过错而显现不吉祥的征兆。

“咎征”的不吉祥之兆，在人间社会也是体现在“貌、言、视、听、思”这五事上面。在古人看来，如果社会人群在“敬用五事”上做得不好，不能中规中矩，不能做到敬天爱人，相反却欺天惘人，私欲膨胀，淫乱不堪，那么，风寒暑湿、洪水干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就会频繁光顾。

当然，社会人心也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好一切好、一坏一切坏。我们既不能把社会风气好坏的责任，完全推到某一个人身上，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人人各打五十大板，责任人人均分。比如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的暴行，也不是希特勒一个人干的，对不对？苏联当年的大清洗，冤杀了无数人，也是不斯大林一个人干的嘛，对不对？还有中国的“文革”也不是毛大爷一个人能搞上十年的……总之，这里有一个人群共业的问题。古代皇帝在大灾大难降临的时候，自己站出来下《罪己诏》，那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并不是说出现这些问题真的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罪过。其实，在重大的共业面前，的确人人都有责任，不能把什么罪过都往别人身上一推了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群当中的领导层乃至最高领袖，他们因为决策的权力最大，对人群共业的影响力也最大，所以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最大，最应该认真检讨和反省。

《论语》里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社会中的上层人物，的确应该为这个社会的风气，负起更大的责任来。上行而下效嘛！上层领导人物的表率作用、典范作用，在全社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看现在的“习李新政”，大的政策我们暂时说不清楚，但从官场风气来看，立马就有很大的改观。上面领导层的正气有了，下面基层的风气就会逐渐好转，过去奢侈浪费、文山会海、吃喝抓拿卡要的现象就少多了。所以，一个社会要想真正改变风气，必须要从上至下地改变。虽然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虽然每一个公民都有义务，但是，上层领导者的责任义务更大，作用也更大。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的责任范围小，那么影响面就要小一些，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普通人就可以放任自流、放弃责任，起码你家族风气的好坏、家庭风气的好坏，那是责无旁贷的。总之，人群共业是共同体中每一个人的合力，因共同体中的高低地位不同而承担大小不同的责任。

我记得“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满街都是锣鼓喧天，普天同庆，然后就是人人愤怒声讨“四人帮”恶行、揭批“四人帮”的罪状、展示自己的受害经历，一夜之间，大家似乎都成了苦大仇深的“四人帮”的受害者。但是，大家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当时在家庭里与父母划清界线、在学校里批斗污辱老师、在社会上进行文攻武卫，难道真的全是那三男一女干的？自己到底有没有责任？那时候，社会上普遍迫害知识分子、迫害老干部，全社会都乱成一团糟。还有破“四旧”之类，多少传承千年的寺观庙宇被破坏啊！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毁掉啊！难道这些也全是那三男一女的责任，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难道自己真的纯粹只是一个受害者？如果今天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忘记过去、推卸责任，那我们这个民族就危险了。前一阵有“文革”期间的老红卫兵站出来，公开向过去曾经批斗污辱过的老师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人心思善，人心还有救。

在这一点上，西方有一个好传统：基督教里讲人人都有原罪，这个就让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去评头论足。《圣经》里有个故事，讲一个女人因为通奸被人们抓住了，按照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头当众把她砸死。这些人就故意问耶稣，是不是也应该用石头砸死她？耶稣一边低头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一边跟人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先拿石头打她。”结果呢？这些人面面相觑，最后一个个默默走开了。然后耶稣对这个女人说：“好，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别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