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官吏的奖惩黜陟已经较为制度化，基本上形成了以功行赏和以恩给赐、以能擢升和累日升官的定制。

为了充分发挥官吏的职能，刺激官吏建功立业，秦汉时期的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方式给予优秀卓越的官吏以褒扬表彰，如玺书勉励、给予荣誉待遇、赐金、赐爵、增秩等等，而且往往多种方式并用，以增强其激励效果。例如，萧何因功劳第一被刘邦赐予“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256。周緤也以忠于刘邦而被赐予“入殿门不趋”的待遇257。宣帝时，特别重视二千石的作用，“民所以安而无怨者，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唯其良二千石乎！”因此，对二千石中政绩突出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258。扬州刺史黄霸，因功受赐，“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长有德。”后黄霸由颍川太守升任京兆尹，又因过错以八百石归颍川，“前后八年，郡中愈治”，再度受赏，“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259。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馀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260。东郡太守王尊，在水灾中坚守岗位，救灾抢险，受到嘉奖。成帝为此制诏御史：“东郡河水盛长，毁坏金堤，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261

有功的县令，皇帝亦可直接奖赏。“昭帝时蒙人焦贡为小黄令，路不拾遗，囹圄空虚。诏迁贡，百姓挥涕守阙求索还贡，天子听，增贡之秩千石。”262祭肜为襄贲县令，“时天下郡国尚未悉平，襄贲盗贼白日公行。肜至，诛破奸猾，殄其支党，数年，襄贲政清。玺书勉励，增秩一等，赐缣百匹。”263

对于已故的有功官员，汉代还采取立祠追祀的方式进行表彰。如前蜀郡太守文翁、南阳太守召信臣，治绩卓著。“元始四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即召信臣）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264

与论功行赏并行的，则是不按功绩、由皇帝根据亲疏远近和地位高低给予的恩赐。在两汉，凡立太子、立皇后、新君登基等国家大典，或者遇到灾异祥瑞，多由帝王对部分高级官员甚至全部官员颁行赏赐。另外，对高级官员，其死后按惯例要给予追封赏赐。“汉自公薨，或追爵，或赐谥，或赠之印绶，以示褒宠之恩，未有以官追赠者。”265 二千石官员死后，都有相应赏赐。据《后汉书·羊续传》记载：“旧典，二千石卒官，赙百万”。这种赏赐，在表面上与论功赏赐似乎相同，实际上却有着很大区别。其区别就在于一为有功而赏，一为无功而赏。有功赏赐，标志着对政绩的承认和肯定，其目的是鼓励和调动官吏的积极性；无功赏赐，则是标志着皇帝对官吏的恩宠，其目的是平衡和协调统治集团的内部利益。有功赏赐过重，则会造成官僚系统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无功赏赐过多，则会使官吏感到干好干坏一个样。二者虽然矛盾，但却都为统治者所必需，它们之所以能够并行不悖，全在于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灵活调整和掌握。这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色，即制度是次要的，而执行制度的人则是重要的。制度的客观效果如何，基本上取决于掌握着制度的人。

在官职的晋升上，两汉比较注重以功论能升迁。特别由于当时考选合一，许多选拔官吏的项目也就是考核、晋升官吏的项目，所以，通过各种途径选拔陟升上来的官吏，多以其功绩和才能为据。在官吏按功绩升迁的方向和路线上，基本上是中央下级官吏（如郎官和三府掾属）外补地方县令长，地方县令长出色者在西汉时期可迁至刺史或直接迁补郡国守相，郡国守相才能突出者则可升任九卿乃至三公。“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266。至于郡县小吏以察孝廉、举廉吏升任县令长，县令长以治行尤异升任州郡长官，或者以治剧改派重要地区的事例，在两汉史籍中比比皆是。例如，赵广汉“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尹赏“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举茂才，粟邑令”；“能治剧，徙为频阳令”。刘祐“除任城令，兖州举为尤异，迁扬州刺史”。不其县令童恢，“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见《汉书》《后汉书》各本传）。等等，几乎不胜枚举。这些，都说明两汉统治者是较为重视以才能功绩升迁官吏的。

但是，除了以才能功绩升迁官吏外，两汉官吏升迁还有另一方式，即以年资升迁。特别是对于没有明显功过的官员，只能按照任职时间久暂论资排辈，从而开创了后代年资制度的先声。光禄勋下辖的郎官，是按年资升迁的主要对象。他们虽食禄而无实职，人数多达数千，德能难以详考，多以久次论官。“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旧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267既然功绩不显，尤异难察，则自然以资历长短作为升迁标准了。如扬雄为郎经历成哀平三帝，到王莽时，“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就属于这种情况。

按任职时间长短升迁官职和按才能政绩升迁官职是相冲突的。以资升迁是满足官吏集团自身需要的一种手段，论能升迁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种手段，二者无法协调一致。“功绩”与“年资”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董仲舒在他的对策中就说道：“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絫久也。故小材虽絫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絫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268董仲舒的这段话，既说明了当时存在着普遍性的按年资升迁现象，又反映了以功绩才能进身的官吏对论资排辈的不满情绪。但是，统治者并未采纳董仲舒等人的建议，论资排辈一直未被放弃。

在官吏的黜罚上面，秦代法律过于严酷。汉代的官吏黜罚，基本上是以法律制度为依据，着重于保证官吏的清廉和效率。

两汉在黜罚上最严厉的，是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文帝时规定律条：“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269景帝即位之初就对官员与监临对象的饮食加以规定，明令官员贱买贵卖“坐臧为盗”；后三年诏又曰：“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270。东汉桓帝时规定：“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与杀人同弃市论。”271

对于镇压农民起义不力，所辖区域社会治安不靖的官吏，西汉黜罚亦十分严厉。武帝时的《沈命法》，即专门为此而作。“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272东汉初，大概是刘秀也造过反的缘故，再加上当时急于安定社会，觉得对农民起义不能单一镇压，主张以剿抚两手并用，略微放宽了平“盗”的标准。“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读音nuò）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273但到东汉中后期，随着社会冲突的日益加剧，对镇压民间暴动不力的黜罚又趋向严厉。

官吏在履行职守中出现各种差错失误，有多种黜罚办法。最常见的有：罚俸、降职、左迁、免官、停用、禁锢，以及从笞到弃市再到族的各种刑罚。例如，擅离职守、无故辞职者，按汉代规定要停用若干年。东汉安帝时，下诏曰：

“自今长吏被考竟未报，自非父母丧，无故辄去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274左雄曾上疏建议加重对违法官吏的处罚。“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边郡，以惩其后。”275考课不实，政事有失，均有相应的惩处办法。杨伦担任清河王傅，安帝驾崩，他弃官奔丧，被以擅自离职论罪，“阎太后以其专擅去职，坐抵罪”276。考课不实者如宋弘、郭丹、王涣。宋弘任大司空，“在位五年，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277。郭丹为司徒，“坐考陇西太守邓融事无所据，策免”278。王涣任兖州刺史，“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后坐考妖言不实论”279。政事有失者如黄霸，守京兆尹，“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又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连贬秩。有诏归颍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280。不尊长上者如曹褒，任圉*（读音yǔ）县令，捕盗五人，其上司陈留太守马严让他杀掉所捕五盗，曹褒执意不从，“严奏褒软弱，免官归郡”281。

在专制政治体制下，皇帝的权威高于一切，因此，即使官吏并无过失，但因一时触犯皇权，或者其行为不合皇帝意旨，也会受到黜罚，而且这种黜罚一般较常规处罚更为严厉。西汉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触犯了皇亲李广利，惹得汉武帝不满，导致身受宫刑，就是一例。此类事例，比比皆是。皇帝拥有废置律令的立法大权，所以，当皇帝比较明智，基本上能够遵守法令时，对官吏的黜罚一般还较为客观，而当皇帝不遵法令，以自己的最高权力打破法规律令时，对官吏的黜罚就完全以其主观意志而转移。这样，官吏黜罚制度的效果，实际上是由皇帝的明暗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