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曾经在年轻时代透过世界大战的硝烟看到了工业社会的前途，今天在人们为知识经济的来临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德鲁克却洞见到知识社会的困难和问题。

德鲁克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预言了21世纪的管理挑战，“有五种现象是必然的趋势……它们基本上不是经济层面上的，而主要是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这五种必然的趋势是：发达国家越来越低的人口出生率；可支配收入上的变化：定义绩效：全球竞争力；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政治上的分裂日趋不协调172。

在这些新趋势中，最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史无前例的越来越低的人口出生率问题，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将在未来几十年影响到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加剧现有的移民问题，对退休政策和福利政策带来冲击，还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关于收入的分配，“所有经济学家和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都认为，20世纪发生的经济大扩张是经济力量推动的。事实上他们错了。恰好相反，20世纪所有反对国家中由于满足物质需求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逐年降低的。20世纪有四个部门保持了发展势头，它们分别是政府、卫生保健、教育、休闲。……这四个部门中政府对可支配收入的分配影响最大……而且这四个部门都不属于自由市场，不按经济学的供求关系运转，尤其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总之，不符合经济学家认定的模式，或不遵守经济学理论……这四个部门的趋势是战略要考虑的头等大事，而且在今后几十年，它们肯定要发生巨变……只有掌握可支配收入的支出变化趋势，并且顺势而为，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才能制定相应的战略。”173

关于绩效，德鲁克认为，关于公司治理的争论其核心在于对企业尤其是大型上市公司的“绩效”的定义。“企业需要保持三四十年的生命力，即在投资者达到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后，企业仍然能够正常经营。这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目标。成功企业的平均寿命过去没有超过30年的。因此，我们需要就绩效在企业中的含义发展出新的概念。我们需要发展出新的评价标准。但同时，我们需要采用非财务的手段定义绩效，使绩效的定义能够适合知识工作者的特点。这不是一种以财务手段衡量的回报，而是价值上的回报。”174

关于全球竞争力，德鲁克认为，所有组织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将全球竞争力视为一项战略目标，任何组织，无论企业、大学还是医院，除非达到全球范围内本行业最优秀组织的绩效水平，否则是生存无望的。

至于经济与政治的日益分化，德鲁克指出，就生存环境而言，组织在现在和将来面对的是三个重叠的领域，首先是货币、信息流动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然后是商品、服务与员工流动相对畅通的区域性经济领域；最后才是一国一地的具体现实。这三个领域首先属于政治范畴；其次才属于经济范畴。这三个重叠的领域充满风险和矛盾，在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全面转型的时代，全球秩序是一个混沌的结构。德鲁克分析了一些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和一些参考性原则，最后告诫组织的管理者要在战略高度上考虑这些问题，否则组织的战略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战略175。

　　这些预言以粗犷的线条描绘了21世纪西方管理者面对的复杂环境，是对未来管理环境的一套假设，组织的战略设计与管理的理论进展都必须预先考虑这些问题。这五个趋势中，从人口趋势开始，涉及21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方面。尽管前两个趋势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情况，但一些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前者如韩国后者如中国，都面临着低出生率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发达国家经历了“先富后老”的发展过程，解决老龄化问题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而我们是“未富先老”，社会负担将更为沉重，问题也更为严峻。当然，问题之所在也是机会之所在，能否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一国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能力，社会创新能力甚至于更为重要。后三个趋势本身就是从全球化视角提出来的，绩效的定义、全球竞争力以及经济与政治的分化乃是各国经营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当然，挑战可能远不止这些，而且这些基本范畴在实践中将演化成无数具体问题，管理者要遵循的原则有待继续探索，解决的答案也必定不止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