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读到少林扫地僧读武功秘籍的地步，才能有大智慧。然而即便是扫地僧，也有可能走火入魔。所以，读史应追求内化洇濡之效。

读史就像练武功，需要循序渐进，不断提升，达到不同境界。高层次以低层次为基础，低层次为高层次做铺垫。总体来看，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层次：

层次之一：方法之用。

读史最粗浅的层次是模仿或者学习古人行之有效的技巧和方法。这一方面的知识在史籍中最为常见，俯拾即得。所以，初读历史者往往带着自己在现实中的问题由此入手，资深读史者如果恪守学以致用的宗旨，也多在这一层次徘徊。

例如，看到张良暗劝刘邦答应韩信要求的齐王之封，从中学得如何对待功高震主者的权谋；看到王翦出兵楚国时向秦王不断讨赏，从中学得如何自保的窍门；看到曹操烧毁部属与袁绍暗中勾结的信件，从中学得如何稳定人心的法术；看到徐阶参倒严嵩的奏章文字，从中学得如何揣测上司心理的技巧；乃至看到高士奇用金豆子向康熙身边的宦官随从买通消息的做法，从中学得不择手段谋求上位的卑劣。凡此种种，正史野史中都可随手拈来。实业界人读史，往往偏爱这种读法。不如此读，则觉得无所裨益。

在方法之用层次上读史，所能收到的效果就是以史书记载的间接经验弥补自己直接经验之不足，丰富自己的感性认知。如此读史，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效用，但是，充其量是前人方法技巧层次的再现。最好的情况，是把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四两拨千斤的窍道，转化为当今借力打力的支点。难以化腐朽为神奇，甚至有可能化神奇为腐朽。说到底，这种学习是一种山寨式学习。在起点低、积累少、技能缺、办法无的情况下，这种直接追求方法之用的读史是有效的，但要警惕沉迷其中。凡是权谋式的东西，往往见效快，却有可能是辟邪剑法。单纯从技术角度看，所谓削藩之术、兵法应用，乃至重走长征路、开展整风运动种种，均有可能落入这种窠臼。

层次之二：经验之鉴。

鉴即镜子，人们需要镜子，是要观察自己的映像。读史求鉴需要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求“鉴”和求“用”相比，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汲取历史经验，不同之处在于经验的厚度有别。求用是寻求操作型经验，而求鉴是寻求趋势型经验。以史为鉴，要比单纯学习方法技巧高一层次。古今读史，多追求史鉴层次的效用。所谓“可以知兴替”，所谓“资治”，都属于对这一层次的提示。

方法之用是单一性的，而经验之鉴是复合性的。在方法层次上，只要看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就可以拿来；而在经验层次上，没有积累就不成其为镜鉴。就本质而言，历史说到底不过是人类的经验积累。要取得经验之鉴，就需要有一定积累。如秦隋何以短促，汉唐何以长久，不是一时一事就能决定得了的，而是多种历史因素的复合作用。从单一事件和偶然言行中，难以总结出概率性经验来。由此可见，以史为鉴，需要长时段和大数据。所谓长时段，是年鉴学派提出的概念，他们主张放弃传统史学中对标志性事件的探寻，而从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中观察人类进程。流传很广的《万历十五年》，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所谓大数据，是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概念，强调信息的随机性和离散性，正好可以与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对应。

恩格斯曾经把历史发展比喻为“力的平行四边形”，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7页）历史之鉴，就是借助史书观察发现历史上的各种力量之交错作用和脉络走向，在多个甚至无数平行四边形的复合之中看到趋势。如果说，读史求用相当于解应用题，那么，读史求鉴就相当于云计算。在经验之鉴中，人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提高。

古代对史学的重视，多立足于这种求鉴心理。而要真正求得历史之鉴，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介入式的换位思考，二是排除公式化的成见。在这两个条件下，不断积累对历史的认知，其镜鉴效果的质量会越来越高。读史求鉴，需要警惕的是化约了的概念对长时段的直线化，以及有色眼镜的偏见对大数据的过滤。一旦对长时段不耐烦，就可能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手里拿个锤子，则眼中所见都是钉子。没有长时段，历史镜面会模糊；过滤大数据，历史镜面会扭曲。

层次之三：理性之思。

承认历史的复杂，扔掉手里的锤子，需要理性思考。这种理性思考，首先是情境模拟还原，其次是逻辑辨误。经验之鉴是知其然，理性之思是知其所以然。读史读到这个地步，就已经进入了高阶，可以同史学的研究者对话，也可在思索中形成自己的创见。

例如，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婚姻少不了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对此，人们向来认为这是封建礼教扼杀自由恋爱的历史糟粕。然而，通过反思，仅仅从婚龄看，古代的早婚习俗，导致订婚乃至结婚的青少年心智并不成熟。让十几岁未成年的小孩自主决定婚姻大事，显然不当。由古代婚龄的辨析再加上逻辑推论，就可以看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某种合理性。再如民国的张勋复辟，段祺瑞率领讨逆军同张勋的辫子军作战，英国记者莫理循看到打仗的双方士兵对天开枪，断言北洋士兵不会瞄准。有的学者以莫理循的现场报道为据，批评北洋军队没有进行过射击瞄准训练。但如果推究情理，就会发现，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今天打仗明天和解的大有人在，即便开仗，双方本来是弟兄，各自手下有分寸。段祺瑞讨逆，不过是要回北京重掌权柄而已，只要张勋逃跑就足矣，无须置其于死地。所以，是北洋士兵没学过瞄准，还是做出打仗样子给别人看，恐怕后者的可能更大。一旦展开这种反思，就可认知史事的内含机理和外显路数。

进行这样的理性之思，实际上是要给史书记载的历史事件给出合理解释。同时，也能使读者更好地体会某些学术见解。例如，很多人对古代用人中的论资排辈不以为然，然而，也有学者有不同看法。后文专门有关于“停年格”和“循资格”的讨论，强调“资历也是好东西”，可供参考。就以最简单的古史继统方法中的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的区别而言，如果以当今的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来理解，难免不得要领。而一旦反思到春秋之前的父子并非直系血统父子，其父有可能是伯父叔父，兄弟并非一母同胞兄弟，其兄有可能是堂兄表兄，就可以把父子相传界定为代际继统，兄终弟及界定为同辈继统。对大量的历史记载，配以理性之思，可以使人恍然大悟。

理性之思已经达到读史的高端，但依然要警惕，如果这种理性之思不以经验为依据，而是单纯依赖理性推论，很有可能产生理性的自负。所以，没有历史积淀的哲思，依然有可能进入迷途，哈耶克对此有深刻的批判。反过来，没有理性之思，沉迷于经验之中，那怕经验再丰富，也无法升华到新的境界。据说，罗素曾经讽刺归纳主义者说，火鸡永远不能从主人喂食的经验归纳中认识到将被宰杀的命运。话虽刻薄，但道理不假。因此，反思要超越经验。但离开了经验，就很有可能把反思建立在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上。可见，理性之思最怕“跳出”历史。

层次之四：智慧之根。

培根称读史使人智慧，诚哉斯言。人的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从实践中试错而来的智慧，另一种是从概念中推论而来的智慧。读史形成的智慧有根，概念推出的智慧无根。当人们从大量历史事实中总结出趋势时，这种推理是有根的；当人们从概念中推论出规律时，这种规律是无根的。除非这种规律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行实验，而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合性，导致很难进行自然科学式的可控实验。因此，认知社会的历史方法，与认知自然的实验方法，本质是相通的。当人们读史读到提升智慧时，就进入了读史的最高境界。

读史到这一层次，就像少林寺读遍藏经阁的扫地僧，一般来说不会走火入魔。此时所得到的历史智慧，不再是见招拆招的具体招式，也不再是行走江湖的直接经验积累，而是对武学本质的一种领悟。至此，无论是身在学术界还是实业界，都有成为大家的可能，甚至会修炼出一代宗师。此时的读史所得，就不再限于对具体史实的掌握，而能养成洞察古今的慧眼。

即便扎下了智慧之根，依然不可能修炼成百病不侵之身。进入这一境界的读史者，还需要防范心魔。所谓心魔就是试图找到终极真理。如果坚持历史发展的试错性，就不会承认终极真理。而如果坚持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很有可能最终走向排斥试错的终极真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终极真理的心魔有独到的批判，可资当今读史者参考。

顺便指出，当今的企业家为何不读管理学论文而读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管理学论文自身招致的。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支配下，大量管理学论文采用数据化、模型化方法建构理论，试图以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式提高论文的科学性。然而，这种量化游戏，极难取得类似实验室的可控条件，更难取得完全客观的可重复性，所以，对现实的指导作用相当可疑。企业家放弃对这种论文的阅读而转身从史书中寻求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历史方法对实证方法的反弹。而德鲁克等人能够受到企业界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论著采用了非实证的历史方法，更切合认识社会的追求。

总体来看，读史不可能无用，尤其对企业家而言，不可能采用学者式的读史方式。所以，以求用之心读书实属常态，对此不宜过多批评。但从低层次的追求实用切入历史，则读偏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因此，企业家读史，以追求“无用之用”为上。

要步入“无用之用”的境界，可以参照欧阳修倡导的读书方法。北宋欧阳修赞扬钱惟演的读书方式是“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并由此说自己写文章的经验道：“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对于当今的企业家而言，史书可读，但最好是抱着一种任其自然的心态来读，欧阳修所说的马上、枕上、厕上这三上，今天依然不过时，而且三上确实是读史的绝佳场所。

企业家读史，即便是为了学到某一具体方法，也有可取之处；求得历史借鉴，则更值得称道；推进理性反思，则应点赞钦佩；养成人生智慧，则可指点江山。读史以求用切入，本身无错，但在求用之时要存有一种戒心。这种戒心就是要认识到为用而读，急用先学，实用有可能把历史扭曲为麻花；不用而读，好奇而学，历史本身则是舒展的。

当历史作为人类的经验积累通过阅读转化为你的自身经验时，当读史中的思考使你不知不觉中思维更为缜密时，其作用会在无用之用中展现出来。史料内化为人的史识，史识洇渗到人的态度，态度濡染到人的行为。此时的“看透”就是真正的通彻，此时的“糊涂”就是真正的智慧。而没有读史的积淀，“看透”不过是一种狂妄，“糊涂”不过是一种装佯。

读史做到有用，只需接受书中的知识即可；而要做到无用之用，则需要同历史人物对话。如果读书仅仅是接受知识，就无以提升读史的层次。只有读书时同作者对话，同书中的人物对话，才可以实现真正的穿越，才能真正站在巨人肩上。这一境界难以企及，但不妨向之往之。如此，则仰之弥高亦可达，钻之弥坚亦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