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干部交给制度来管理，而不是交给理念，也不是交给领导。要回归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

1.干部是特殊的人力资源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对干部下一个定义，干部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干部在人力资源中、在管理体系中，是一个职位，不是一个职务。在中国，干部是最容易让人联系起来的是职务，但在企业中，干部其实是一个职位，是企业中必备的职位，但是这个职位很特殊，特殊之处在于这个职位有下级，也可能有上级；员工没有下级，只有上级。

第二个特点，干部这个职位为要三种绩效负责，这是和其他职位有差异的地方。一是要为本人绩效负责；二是要为组织绩效负责，为部门团队绩效负责；三是要为下属绩效负责，下属如果做得不好，也是干部的绩效责任。这是干部的特殊性，与组织绩效、工资绩效关联极大。

第三个特点，干部这个职位是特殊的人力资源。所谓特殊性，是指当干部不是人人可为的，因为有很多来自天赋、来自悟性、来自实践，并不是有学历、有资历就能当干部。对于此，有些企业的认识还不到位，比如很多企业的职业生涯设计，就是员工的绩效干好了，就能升职。其实干部需要特殊的管理能力、经营能力、人力资源能力及其他很多特殊的能力，这是职位的特殊性所在。

为什么互联网企业现在也这么重视干部管理，阿里搞政委制、小米成立干部部。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这些互联网企业、新经济企业开始重视管理了。经济可以虚拟，管理没法虚拟，所以他们正在向传统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或者说企业管理回归，老老实实在补课。

2018年很多互联网企业倒下了，可能有商业模式问题，也有其他问题，但很重要的是跑得太快，人才招聘太多，管理跟不上。管理200人很轻松，管理2000人是需要管理体系的。互联网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商业模式，但管理的基本规律颠覆不了，管理的常识颠覆不了，管理体系构架的课缺不了，缺了课是会出事的。

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开始重视干部部的设立，起码先建个机构。建立干部部这样的机构，其实不算是新鲜事情，在我们党和政府系统中，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是并存的，我们早就有了这个机制。

2.干部的首要作用是承担责任

为什么企业要这么重视干部？

第一，因为干部的特殊作用——责任主官。任正非一直叫干部为主官，在公司的文件里，员工发现任正非讲话怎么有错别字，“主管”写成了“主官”，但任正非讲的就是“主官”。主官就是第一把手，第一把手是对整个组织负责的。主官不一定只有一个，在《亮剑》里，李云龙是主官，赵刚也是主官，一个是军事主官，一个是政治主官，主官更强调责任性，要为自己管辖控制的一切负责。

第二，各级干部都承担着传承、培育、延续公司文化的重要使命。在企业里，普通员工往往很难见到老总，尤其是大老总，只能通过讲话、故事、传说来了解。干部是身体力行的，需要做到带好队伍，让下属认同老板，所以必须肩负文化传承的责任。

第三，干部肩负着人力资源培养的责任。现在很多干部都是“不务正业”，眼睛只盯着业务，这叫“眼中有事，目中无人”，都是“伟大的个体户”，什么事都是自己干，亲力亲为，但是不关注队伍建设，不关注下属培养，不关注文化建设，不关注氛围建设。

原因是很多干部都是专业人员出身，自己干得比较好，当官后还是业务高手，而不是管理高手，缺乏对自身领导力的提升，甚至没有这个概念，单纯认为业务好就行，不管下面“鸡飞狗跳”，这就是没有组织的力量，没有团队的力量。强化干部管理，就要使各级干部承担人力资源管理的责任，需要各级干部去做，不做的话，人力资源管理就没有腿，这是干部的一项特殊作用。

干部的作用很大，责任很大。但从反面讲，干部是容易出问题的。干部出了问题，带来的影响很大，会影响一片人，员工出问题只是个案，损失和负面影响都比较小。“没有坏员工，只有坏干部”，这是真理，就像“没有坏孩子，只有坏家长”，真理一样。员工出了问题，很多原因在于干部，因为干部的管理不到位，下属才会出问题，比如干部的懈怠、不思进取、保守、安于现状，等等。为什么说“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关键在干部”？就是强调干部的责任重大、影响重大。

在华为，员工出了问题要惩罚主管，就是因为责任问题。

2019年1月，任正非提出了“三个祛除”：一是祛除平庸的干部。就是整天坐着，没有追求，也不追求挑战的干部。二是祛除惰怠。在华为，惰怠是广义的腐败的组成部分，一个干部干了二三十年，觉得该歇一歇了，该过好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了，奋斗精神就消失了，一旦一个干部的奋斗精神消失，团队的奋斗精神肯定也消失了。三是要祛除“南郭先生”，就是滥竽充数的人。

任正非在讲话中说：“华为进入战时状态，不能再陶醉于过去的成功，不能再把自身利益、自身得失看得那么重。”这就是强调使命感，冯仑讲过一句经典的话：“把自己的事儿不当事儿，把别人的事儿当事儿就叫使命感。”所以，一个干部得看到组织的绩效、公司的绩效、公司的利益，如果整天只算计自身的利益，就不叫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