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完巴纳德的著作《经理人员的职能》，我感到了一种满足，所有的梦想都已实现。由于能力的限制，我只能做这么多，肯定有很多没能体会巴纳德原意的地方，读者最好还是多读他的原著。我无法表达对此书的喜爱之情，那种感受很美妙。

我了解到自己并不孤独，有人依然喜爱巴纳德理论，中国和欧美日的学者、企业家、实践者一直有人研究巴纳德理论，直到现在仍在继续。正是这些爱好者，跨越身份的标签走到一起，创造着思想的愉悦。思想的传承，理论的延续，新鲜的探索，需要一代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

巴纳德同时代的学者、人际关系学派的创始人、霍桑实验的参与者和解释者埃尔顿·梅奥，在其第二本著作《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中多次引用巴纳德的论述。他这样评价巴纳德，“近年来有两位作者曾着重指出，工业，或者从这方面来说，较大的社会，是一个合作的体系。其中一本是讨论组织的很专门的著作，巴纳德《行政的功能》；另一本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关西方电气公司霍桑实验的通俗报告。”33我们可以感觉到巴纳德的著作在梅奥眼中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是一本讨论组织的专业著作。那时组织问题还没有多少人系统地研究过。

无法统计后来多少人受益于巴纳德，战略学派的安德鲁斯在他为巴纳德著作《经理人员的职能》30周年版导言中，列出了一长串的名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是赫伯特·西蒙和彼得·德鲁克，前者发展了组织理论、决策理论，后者更重视贴近实践，这两人共同的特点是都具备那种驾驭组织整体性、组织内在结构化因素的思考能力。仔细阅读巴纳德原著第13章“决策的环境”和14章“随机应变主义的理论”，我们发现他早就提出人具有有限的选择能力，决策活动是协作活动的一种重要类型，决策是组织行为的重要特征，决策存在着道德因素，决策所需要的分析是对战略因素的探寻。这些基础认知与《管理行为》一书有何关联呢？西蒙凭借该书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缩小了巴纳德组织理论的范围，核心命题就是有限理性假说和决策问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西蒙曾受到一些诟病和质疑，他后来转而偏向计算机科学领域发展。西蒙是勇敢的，在其自传《我生活的种种模式》34中他诚实地提到这段往事，他《管理行为》内容曾经寄给巴纳德请求指点，西蒙有着自己的独立贡献。再看看管理实践学派德鲁克的集大成之著《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这本书从什么是作为一种组织类型的企业谈起，进而论述管理的三项任务，并以领导职能作为结束。巴纳德的书基本也是这个框架，只不过早了数十年，更为抽象，更为本质。巴纳德本人也吸收了很多前人的思想，帕累托、康芒斯、埃尔利希和梅奥都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个时代的美国还不大了解马克思·韦伯的组织理论，他更早地讨论了组织理性、官僚制组织、组织的权威等问题，这些是认识和分析组织的基础框架。巴纳德是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韦伯则是古典组织理论的开创者。

安德鲁斯在巴纳德著作三十周年版导言中说得清楚，“我们这些人将继续在巴纳德的指引下顺着原来的方向前进。……在读过了后来这些书以后再来读巴纳德的书，就会感到它的完整性、经济性和安全性。……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存续下去，不仅是由于它出版以后对组织理论文献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继续提供重要的但不容易得到的洞察力。这本书将继续是重要的，因为巴纳德的未竟事业还没有完成，或者说，他的那一套概念还没有变得陈旧。”35很明显，安德鲁斯认识到的也被一些学者认识到，被全世界的某些管理爱好者认识到。这个星球上总有人在研究巴纳德组织理论，他受到的关注每隔些年就会增长一些。

日本人饭野春树《巴纳德组织理论研究》36一书，对巴纳德理论做出了一些归纳和分析；台湾人张明辉所著《巴纳德组织理论与教育行政》37，将巴纳德理论与教育行政问题结合讨论；威廉姆森等人的论文集《组织理论：巴纳德、现在与未来》38集合了一大批组织研究专家，他们的文章专业精深，对巴纳德理论的若干内容与组织研究的后续问题做出了一些关联性的分析。长期以来，在我看到的涉及巴纳德内容的组织研究中，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些理论工作者等不及与巴纳德的思想多交流一会儿，就忙于和自己的研究领域赶紧挂起钩来。当然，必须感谢这些研究者，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这些研究水平很高，有总结，有实证，有理论发展脉络解释，唯独没有展示出一种体验，一种与巴纳德思想交流的快乐体验。

要向翻译巴纳德著作的人致敬，孙耀君前辈和一批人最早翻译出中文译本，这是开创性的工作。近些年，王永贵先生又翻译一个新的版本。巴纳德理论难以理解，翻译它肯定会付出很多辛苦。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之后，国内的读者才得以接触到这么宝贵的思想。所有的译本有个地方值得商榷，这本书的名字到底如何翻译？原著书名为《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孙耀君和王永贵翻译版都取名为《经理人员的职能》。这个翻译有待讨论，或许这本书应该翻译成《管理的职能》、《管理的功能》，或者《行政的职能》、《行政的功能》。

巴纳德那个时代，现代“管理”（management）一词还没诞生。韦伯讲的行政组织理论用词为administration，后来演化为管理的概念。巴纳德的用词the executive, 也有管理的含义，尽管通常情况下，我们将the executive翻译成经理人员。这就需要结合英文用词和巴纳德理论的含义进行权衡。巴纳德的核心关注点是组织，是活动和功能，并非某一类型的人。其理论精髓之处是排除人的因素后，以个人作为基础和背景下，谈组织的活动、功能、职能，谈管理的职能、功能。区分人与人的活动，区分人与人的活动形成的关系——组织，这是巴纳德不朽的贡献。巴纳德眼里的组织是一个看不见、可感知的系统，类似于“磁场”般的存在。因此，其理论体系中组织、决策、管理均为活动体系，经理人员这样一种角色意义上的存在则是次要的。一个经理人员会承担管理职能，一个非经理人员也同样会承担一些，反之，即使角色是经理人员，也不仅仅从事管理活动、管理职能，他可能还同时从事技术活动等其他专业活动。经理人员和管理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巴纳德所关注的一个次要的点。带着这种疑问，我找到了其他的翻译名称。艾尔顿·梅奥的著作《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该书大量引用巴纳德理论，梅奥的书由费孝通前辈翻译，在脚注中费老将巴纳德的著作翻译为《行政的功能》。相比较而言，这个对著作名称的翻译似乎更准确，更接近其思想内涵。

我将此书献给女儿小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