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深信，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它能够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早在1950年，德鲁克就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管理学必须实践管理”的论文。312德鲁克深信，管理需要具体、有形而清楚的实践。在实际做法上必须强调优点，而非缺点；必须激发卓越的表现；必须说明组织的精神根植于道德，因此必须建立在诚实正直的品格上。313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学著作的产生，与管理学家的实践意义责任感或介入管理实践活动的热情密切相关。让管理更科学，让管理更有人性，让管理更有实践性，让管理更有时代特征的实现，不可能在一种特殊“自我阉割”形式的抽象理论空间中完成，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管理实践空间中才能完成。德鲁克(Drucker,1989)强调，不管是政府、大学、公司、工会还是教会的决策者，都必须将“已经发生的未来”纳入到当前的决策酝酿之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对于那些已经发生但和他们当前的设想不吻合的事件，他们必须做到胸有成竹，因为正是这些事件造就了新的现实。314加里•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Hamel and Prahalad,1994)在《竞争大未来》一书中评价到：“德鲁克教授从未忽略这一事实：一种理论或概念若要变得有用，最终必须变成经理人员的语言，融入他们行动的环境。”315

德鲁克认为，企业必须通过五个方面的实践，才能确保正确的精神贯彻于整个管理组织中：(1)必须建立很高的绩效标准，不能宽容差的或平庸的表现，而且必须根据绩效，给予奖励；(2)每个管理职位本身必须有价值，而不是升迁的踏板；(3)必须建立合理而公平的升迁制度；(4)管理章程中必须清楚说明谁有权制定事关管理者命运的重要决定，管理者必须有向高层申诉的途径；(5)在任命管理者时，必须很清楚诚实正直的品格是对管理者的绝对要求，是管理者原本就需具备的特质，不能期待他升上管理职位后才开始培养这种特质。316

德鲁克的管理理论隐含地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主流范式的管理学家对管理实践热情的丧失，表现结果是管理实践空间的丧失和萎缩，实质上是管理学家敏锐思维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敏感性的丧失，最终将可能成为管理学家人性丧失、思维枯竭和才智萎缩的先兆。这种丧失会伴随着一种非常可怕的管理学家机能的丧失和萎缩，使管理学家丧失生存能力，失去作为一个理论家应有的价值。一般来说，这种丧失和萎缩是从实践常识的丧失开始的，接着就是激情、趣味、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的丧失。德鲁克写到：“理性主义自由派……总是知道什么是正确和心地善良，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些理想。因为他不能为权力妥协，又不能放手争取。……笔下义正词严，政治上却软弱无能。”但是，更可怕的现象是管理学家的管理实践领域越来越萎缩，从而导致管理实践激情和趣味的丧失、商谈对话能力的丧失、经验感受能力的丧失、理论分析机能的丧失和萎缩。这种机能一旦被毁坏，管理学家可能会成为自大狂或谎言家。而这正是管理学中各种谎言和伪科学大行其道的根源。于是，一种将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与实践经验的相关性连接在一起的管理学著作，显得尤为迫切。

德鲁克的管理学著作，甚至可以说整个写作生涯，都可以看作是对主流范式的管理学家因管理实践领域丧失而导致的商谈对话能力、经验感受能力丧失这一可怕现象的回应。在德鲁克看来，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是没有分别的。经理人对效率与人性的追求是与他们的生命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实践知识具有一定的内隐性，对大多数管理学家来说，这种内隐性就变成了一种神秘性，因而很难与经理人进行对话。一方面，德鲁克是以管理学家的主体身份进入实践领域中的，但可贵的是他能够很好地深入到经理人生活的核心，准确地表达出经理人所要表达出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固有的管理学家身份又能够使他顺畅地与其他的管理学家进行沟通，不存在经理人自话自说的情况。这种以他者的身份进行经理人实践的世界，却又能够摆脱他人眼光的局限，这得益于研究主体的置换。而主体的置换是建立在经验感知能力和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德鲁克的实践性管理理论可以说是成功对话的典范。

如何让管理学家和管理实践者恢复经验感知能力，如何激活新经验、批判旧经验的惰性和欺骗性，便成了一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工作。例如，《德鲁克论亚洲：德鲁克与中内切的对话》一书就是德鲁克与日本经团联副主席、创立并经营世界上最大、最成功食品零售商之一的大荣公司(Daiei Company)的日本企业家中内切(Isao Nakauchi)商谈对话的体现。德鲁克(Drucker,1997)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些对话开始于我最近的一次访问日本，形式则是以书信和传真的方式进行的。本书中，中内切先生和我有着同样的关怀，但却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中内切先生和我都坚持理论和实践兼顾。理论告诉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实践则指引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都很想提供给读者一些易于理解且可以产生实际效用的行动原则。当然，一定有读者读完本书后，心中仍存有疑惑。那是因为有些问题我们也还在思索答案。但是，我希望本书中的对话足够让读者对这个急遽变迁的世界有所了解，同时，也能成为读者自己行动、学习、改善、成长，甚至整个企业表现的有效指引。”317

德鲁克强调了实践是管理学的灵魂，并以现实世界与原始观念(指理论)吻合程度来检验理论的有效性。他把管理实践与社会学的地位、功能等概念与政治学的正当性概念结合起来，尝试着应用到经济层面，如企业组织、大规模生产的实践中。

1994年冬天，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完成了他在管理学上的重要著作《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 Successful Habits of Visionary Companies)318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到加州的克莱蒙特去拜访德鲁克。时年36岁的柯林斯在管理学界还属于“无名小辈”，和85岁的德鲁克在一起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柯林斯对生活的看法。德鲁克在谈到管理学家的标准时，他说：“要问你能贡献什么，而非你能成就什么？”(Ask not what you can achieve but what you can contribute？) 柯林斯认为那是德鲁克给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训示之一。柯林斯临走之前，德鲁克告诉他：“走出去，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把才华应用于实践之中——才能本身毫无用处。许多有才华的人一生碌碌无为，通常是因为他们把才华本身看作是一种结果。”319

德鲁克把做实际工作的人、第一线的经理人看得很重要。他说，经理人的工作必定是艰辛、枯燥的，而且往往是令人沮丧的。但恰恰是这些工作，推动了我们真实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德鲁克非常强调经理人的边做变学(doing by learning)，从实践中直接汲取经验。德鲁克(Drucker,1959)写到：“从事某种技艺可以让当事人直接汲取经验。然而，要把这项要素从教育中剔除(或更糟糕的是，仅把它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无疑违反了教育原理的反启蒙主义(obscurantism)，实行这样的教育制度，等于是把古希腊那些腐儒与势利小人的观点，偷偷地加在我们身上。” 320

德鲁克以其深厚的人文素养，强调人的理想性、价值观及判断力是组织绩效表现的关键资源。因此，唯有找对人，摆对位置，从旁协助，才可能有“对”的成果。德鲁克对人总是以正面(用人之长)评价，对事则是以负面(高标准)评估，是各类组织唯一最高的指导原则。德鲁克(Drucker,1979)在其自传《旁观者的历险》中写到：“学生无从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什么，因为学校并不鼓励他们朝这个方向去思考。我却有幸受教于懂得发掘学生长处的老师。我后来从事传道授业和咨询顾问的职业，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对方的长处。这可能是我最大的职业优势。” 321

德鲁克认为，管理就是实践行动，管理学研究是实践行动的结果。他在《德鲁克文选》一书的序言中写到：“我的论文是‘行动启动器’(action starter)。因为管理不是哲学或理论，管理是行动。所有这些论文都是行动的结果”。322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实践行动先于甚或高于管理理论知识的产生，因此他极力主张向成功者学习，向成功的企业学习，向成功的经验学习。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需要用积极向上的、正面的概念来表达：有效、优势、长处、未来、机会、成功等概念贯穿了德鲁克所有的著作，因为他深信研究成功经验而非失败经验更能够激起管理学家和经理人投身实践的激情和兴趣。德鲁克(Drucker,1979)在其自传《旁观者的历险》中强调：“我发觉，至少我不必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从成功经验中学习更多。”323

德鲁克承认，管理学的研究目标有其二重性，即唯知性目标和实用性目标。社会构建理论所强调的科学共同体关心管理学的唯知性目标一面，认为研究者是以旁观者和立法者的面目出现的。而德鲁克强调管理学的实践共同体，更关心管理学的实用性目标，他不满足于“知”而是追求“行”，即强调实践的有效性，因而德鲁克是以参与实践过程的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出现。所谓“参与”就是德鲁克所说的“改变人们的生活”。如何获得“参与者身份”呢？德鲁克取得的是通过对经理人的教育和管理咨询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即先验与经验的互动。正是增加了管理实践这个维度，德鲁克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组织及其管理问题，并进行多维度的反复思考。因此，德鲁克的著述，并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实践问题，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实践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管理实践中常常出现人们现在还暂时无法解答的问题，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借鉴。这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智力上的猎奇现象。智力上的猎奇往往是把问题作为科学发现的出发点，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想象或假设，促使人们思考和寻根究底。从德鲁克本人的研究课题来看，他的兴趣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他总是在追逐管理实践中的热点问题，这是一种智力上猎奇现象的表现。因为“在科学向我们提供的伟大视野背后，它引导我们猜测一些更伟大的东西。”324管理实践问题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丰富了人类管理知识宝库。对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好奇和洞察，是德鲁克一切思想的源头。“我是以论述‘管理’而广为人知的。但在我撰写的30多本著作中，却有半数的著作不是论述‘管理’而是论述‘社会’和‘共同体’的。而且，我对管理的兴趣其实发源于我对‘社会’和‘共同体’的关注和兴趣。我的第一本著作(即《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写成并出版了，目的是要解释和说明欧洲社会的崩塌和瓦解。这种社会的崩塌导致了希特勒的出现，导致了极权主义，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00年时，德鲁克如是说。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