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在一些著作中也谈到了自己的研究过程。

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初版序言中，德鲁克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他从事创新与创业精神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当时，德鲁克在纽约大学管理系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每周用一个晚上专门研讨创新与创业精神，这一活动持续了两年。参加这一活动的有刚刚开始创办新事业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成功的；也有不少中层管理人员，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大型组织，这些机构包括IBM、通用电器、出版社这样的大型企业，还包括慈善机构、工会及宗教组织这样的社会机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研究小组的成员将研讨会上形成的概念和想法带到自己所在的机构和实际工作中去测试，然后在将实践结果拿到研讨会上来讨论。

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结束之后，德鲁克对创新与创业的研究又持续了20多年，直到1981年，德鲁克最终完成《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项研究显示了德鲁克在管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特点：即以问题为导向，关注实践经验。在理论形式上，德鲁克不是简单地总结实践经验，而是将当前的实践经验与这一领域的所有经验相比较，上升到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经验过程和经验原则从各个角度做出深刻阐释。在这种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创新和创业管理成为管理理论的一个新领域。今天的资本市场上到处都是拿着创业计划寻找风险投资的年轻人，他们的行动证实了创新和创业的确如德鲁克所说的那样是可以学习的。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同样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德鲁克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1959年，德鲁克应邀为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做专题讲座，讲述关于如何提高管理者的工作有效性问题。在那次演讲中，德鲁克惊奇地发现，在他看来是一些浅显的道理，竟然被那些经验丰富的高级官员们认为是创造性的见解。从那以后，德鲁克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有计划的研究195。这项研究历时15年，德鲁克在美国、欧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大大小小的工商企业、政府机构和大学、医院等组织中寻找有效的管理者，研究他们如何工作。最后，德鲁克将这些蕴藏在实践中的零散经验变成为系统的知识196。

　　德鲁克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中谈到了如何处理自己的倾向性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德鲁克按照经理人员的意见来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剪裁，只有那些每个经理都认为必要的内容才会包括在书中，否则就放弃这项内容或者至多也就是点到为止197。

　　德鲁克对管理学的学科性质的认识，决定了他在研究中运用的知识和手段。德鲁克综合运用多个学科的知识来理解和解决实际管理问题。德鲁克擅长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思想方法运用于管理研究，他的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独有的宏观思维方式”198。

　　德鲁克独有的宏观思维能力，是一种透过复杂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洞察力，这既是天生的禀赋，也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在他初次被管理学所吸引的时候，他四处打听这个领域已经有哪些书籍，设法搜罗这些书籍，然后仔细研读了搜罗到的所有管理著作。德鲁克每隔两三年选择一个领域，集中阅读这个领域的重要文献，这些领域涉及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历史、科技、法律乃至日本文化。这种广泛的学习为他独有的宏观思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使他对管理问题的理解和阐释肆意地突破了专业眼光的局限，并且为他的著作提供了许多令人惊奇的案例，几乎每一个读者都能在德鲁克著作中读到前所未闻的东西。

德鲁克了解各种新观念新名词的来龙去脉，因此，他总是能从最显而易见的现象入手，描述某一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最后达到对某一概念本质的透彻理解。这个过程就仿佛庖丁解牛，许多表面上复杂深奥的新理论经过德鲁克的解剖，其真正含义往往变得简洁清晰。

考察“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一文即可见一斑，该文是德鲁克的经典论文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德鲁克论述了“知识”这个概念的含义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早期，知识运用于工具催生了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之中，知识运用于劳动产生了生产率革命；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知识被运用于再生产新的知识。在这篇文章中，德鲁克引用的例子包括：13世纪眼镜的发明及其传播、公元800年左右风车的重新设计、瓦特的蒸汽机、马镫的发明、计算机的历史、马克斯·韦伯的“清教徒伦理”、东方的佛教和禅宗、日本与韩国的兴起、从柏拉图到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的哲学、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斯密的《国富论》、巴尔扎克及其他作家的小说、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泰罗的科学管理……这些例子跨越古今跨越地域跨越学科，几乎突破一切界限被调集起来支持一个观点：即人类对知识的运用能力与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德鲁克的渊博一方面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乐趣；另一方面又对读者的知识面构成严重的挑战。不难理解，有一些读者善意地批评他爱“掉书袋”。幸好德鲁克并不在每一篇文章中都如此肆意地旁征博引，他的主要管理著作都十分周到地考虑了读者的感受，否则，德鲁克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不免要大打折扣。

德鲁克囊括一切管理经验的气魄形成了他特有的宏观思维。这种宏观思维主要表现在将部分与整体联系起来，将今天与未来联系起来，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史，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影响。吉姆．柯林斯写到，“他（指德鲁克）还是会如过去60年那样，被人描述成公众知识分子：结合了旧世界的谦恭有礼和新世界的直言不讳。他在谈话中会先引经据典，涵盖历史、经济学、科技和社会，然后再切中要害。德鲁克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单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有着巨大优势的完整作品集：其中的一切几乎都是基本正确的”。199

以德鲁克对欧洲国家的高技术政策的批评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急于要在高科技领域取得成功而采取了特别扶持高技术产业的政策。德鲁克指出这一政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注定行不通的。德鲁克认为，一个国家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升级是一个历史的、连续的过程，经济的发展必须整体地来看待，孤立地发展其中某个部门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前景固然令人向往，但是高技术产业是明日之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而对于盈利和就业的贡献却十分有限。如果以人为喻，高技术产业就好比是少年儿童，少年固然是未来的希望，但难以充当今日的栋梁。按照技术发展的规律来看，高新技术往往要经历长达三四十年的培育期，才能发展成为成熟的产业群。在高新技术转变为产业之前，它需要极大的投入却只能提供很少的盈利。与此相反，大量的低技术、无技术产业领域的创新却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果把整个产业比喻为一座大山，高科技产业是山峰，而传统产业是山体。如果厚此薄彼，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损害到非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没有这些非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这种孤立发展高新技术的雄心壮志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德鲁克的研究方法尽管尚未得到普遍的认可，起码在他工作过的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得到了推崇和继承。该学院的教学活动遵从了德鲁克的管理哲学，在这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和管理，而且要学习历史、社会学、法律和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