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重大事故，都是众多微小失误积累而成。管理者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做出何种选择，在当时都属于利弊权衡的判断，而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判断。

《水浒》上“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尽人皆知。尽管它是小说，但不妨拿来作为一种准历史案例来研究。撇开故事中的价值判断，单纯从管理的角度进行技术性分析，让我们看看，杨志当时押运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保住生辰纲不致被劫？

管理中的任何错误，在事后分析时，都会有一系列的“如果”。用一个常见的术语来说，即生辰纲的被劫是系统错误而不是偶然错误。从押运的准备阶段开始，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出错，就可以“挫败”晁盖和吴用他们的计谋。但是，所有环节都出了问题。

在梁中书安排杨志押运时，尽管他接受了杨志化装押运的建议，但却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所以，对杨志的授权并不充分。而且犯了一个要命的错误，派老都管和两个虞候同时押运。杨志尽管看到了问题，以不接受任务相要挟，迫使梁中书表示由杨志负全责，并叮嘱老都管和虞候“都要听他言语，不可和他别拗”。但梁中书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埋下了后来的押运班子内部冲突根源。

上路以后，杨志如果能够同老都管和虞候很好沟通，使他们三人对自己的计划有充分理解，也许能够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杨志仗着自己有梁中书的授权，根本不把那三人放在眼里，说不定还在心里暗暗骂那三人是酒囊饭袋。由此，以后的冲突已经基本酿成。

如果杨志在路上能够对挑担的军士善待一些，让基层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取得他们的配合，哪怕是有限的配合，而不是站在对立面，那么，即便老都管看不惯也无能为力。可惜的是，杨志对军士非打即骂，靠藤条说话，等到达黄泥冈时，杨志手下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对头，使自己彻底孤立，只能靠高压手段维持，失败就在所必然。

即便是这样，如果杨志把自己的方式坚持到底，断然拒绝老都管要求休息的建议，坚决不同意士兵和老都管买酒的请求，纵然组织内部的关系会进一步恶化，但不会上了吴用和白胜的蒙汗药圈套。同样可惜的是，杨志犹豫了，他要顾忌老都管的面子和军士的情绪，以侥幸心理让了步，以图缓和团队中的关系。这一步的错失，是管理者最值得琢磨的。从理性判断的角度看，杨志面临的是缓和团队矛盾和保证押运方案实施的选择。这个选择，在当时的情境下没有对错，只有权衡。而且，正是杨志本人前面的高压手段，把这种选择的难度推到了极端。当然，从事后判断来看，杨志选择错了。但对错是一种结果判断，而不是即时判断。决策中的即时判断没有对错，只有利弊权衡。如果在选择之时就能明确判断对错，那么，决策就不需要智商。

这一连串的错失凑在一起，就是神仙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晁盖他们把生辰纲劫走。由此看来，杨志的失败，不在于晁盖和吴用他们有多么高明，而在于自身失误的连续迭加。套一句老电影的国军台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这种说法不过是对自己错误的一种掩饰和卸责而已。

从生辰纲的被劫，我们还可以看出，任何系统的崩溃，通常不是某一个偶发事件决定的，而是一连串偶发事件的积累。总会有一个偶发事件，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要想避免系统错误的爆发，就需要提前一点一点把稻草卸掉。寄希望于某一次英明的拍板拯救全局，而不是靠水滴石穿式的不懈努力来逐渐改进，那是一种幻想。事后经验的总结归纳，往往会夸大标志性事件的意义，而忽略那种微小的善性积累。任何危机都是由细小的失误和偏差积累形成的，管理要防患于未然，注重细节的改进，尤其要防范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的偏差。而且这种改进肯定要走“微处理”的道路。“柳暗花明”必须有“山重水复”的持续迂回，否则就是空想。

再进一步，杨志能不能在一开始就有所改变？我们可以看出，杨志的每一步失误，不是杨志的精明程度不够，而是此前的行为积淀已经把他推到了这条路上。他的失误，实际上已经成为他的无意识行为。只有在杨志认识到了这种无意识的潜在危害后，即把无意识转换成有意识，这才有可能改进杨志的管理行为。管理学的作用，更多地要反映在把经理人的无意识变成有意识方面，才有可能推动管理实践的改进。所以，管理学中的“如果”是提供后来警示的，而不是改造此前行为的。“历史没有如果”，道理就在这里。要改变行为，必须意识到行为的逻辑，知道行为的隐含假设，无意识行为是不可改变的。不去发掘无意识行为的内涵和逻辑，仅仅盯住有意识行为，就失去了学术的本质。好的学术，是要人们看到那些人们原先没有看到的东西，而看到以后由恍然大悟到潜移默化，由“原来如此”的惊叹再到“不过如此”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