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中国第一代创业者都是把握机遇的勇士与高手。无论是早期的倒爷，还是价格双轨制、特区开发、产业政策、出国潮、公司热、搞关系，甚至权色交易等，把握任何一次机会，人生命运由此改变。

早期的机遇把握更多凭借企业家的勇气、胆气，也就是行动力（或甚至“冲动力”），真正在机遇中成功沉淀下来的其实还是少数。

透过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发现，机遇是促成某种行为的起点，但修成正果还需要更多的能力与素养。

那些不管在多偶然的机遇场合勇敢把握的人，取得最后（或阶段性）的成功，在于把握机遇后的竞争力（无论是产品、渠道、推销、供应链等任何一种超越对手的能力），以及机遇背后市场或生意来源的客观潜力（选对行、行业本身处在上升期内）。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做企业”来说，把握机遇是必然的，但不需要对偶然的、外在的机遇太在意。

从成功关键因素角度看，机遇背后的产业背景、把握机遇者的个体竞争能力（比较优势），才是一个企业家需要作为“战略问题”（存亡之道）经常考量的。

中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产业复苏型机会赶集”。30年恢复性增长大背景，机会导向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企业，却形成一种“侥幸心智模式”及观念体系，并且系统地作为“总裁智慧”（如帝王之术般神秘）进行传播。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大败局”？

尤其是最近10年中国商业史里的大败局并不是因为史玉柱（珠海巨人）、飞龙、三株等早期失败者对于市场形势的误判或者个人决策的失误，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企业家对顾客、政策、道德之底线的逾越。

也就是说，是取得成功的企业家犯上了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企业家的帝王情结前所未有地泛滥。

如顾雏军对郎咸平批评的反应，蓝田对刘姝威批评的反应，三鹿、黄光裕、蒙牛对操纵媒体的不吝千金（2010年11月9日蒙牛再次以2.3亿元夺得央视标王）与自负，百度对搜索引擎占有率的自负，腾讯对用户垄断的自负等。

为什么这些企业家敢于用各种他们自认为“可控制”的方式决策并采取行动，最后却被证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些企业家不是倒在对手、媒体或政府管制手上，恰恰都是倒在自己认为“有恃无恐的利器”的手上。

这些在野蛮生长理念主导下成功的企业，染上了致命的“自毁因子”，这些自毁因子与其成功理念相伴而生，确实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草根、草莽企业家（年广久、邱作敏、唐万新），到儒商企业家（倪润峰、严介和、牛根生），到如今的海龟、IT新锐（顾雏军、张海、唐骏），出现同一类行为的心智模式并无不同。

这种心智模式的特点就是机会主义、侥幸心态、漠视规则。

蒙牛恶性公关门、360与腾讯的用户大战等，都是这种心智模式的体现。

将把握机遇变成了习惯性投机、将侥幸逃过监管变成有组织地规避甚至（操纵）监管、接受“规则是为别人制定，自己是去打破（或者美其名曰创造）规则”的所谓成功者思维，最后在保护公司核心利益的“单向度”思维下走到社会规则的对立面。

这些是野蛮生长企业家的心智密码，毒害这些成功企业不能走向卓越，也在毒害新一代企业家的企业经营理念。

与上述钻营偶然性机遇、侥幸、漠视客观规则的心态相伴随的，就是机会导向的企业经营风格，浪漫主义决策、无规则多元化、投机取巧（对产品、客户、顾客的以次充好等）。

在这种经营风格主导下，企业或是遭遇规模天花板（国美盲目开店导致的盈利与现金流危机），或是盲目自信被金融资本算计（如对赌），没有把握将企业持续做大且盈利的“稳健增长型”战略导向，如苏宁、当当网、阿里巴巴，瑕不掩瑜，百度、腾讯、蒙牛在商业上还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