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本来是好事，但执迷于因果报应的功利追求，就会把拜佛变成行贿。

关于做学问，关于读书治学的心态和方法，曾国藩有他自己的见解，可以供我们参考。

首先，曾国藩对佛教的态度很有意思。这一点供我们学佛的人参考。曾国藩对佛教很看不上。他不是反对佛教本身，而是反对其中的迷信报应之说。曾国藩认为，佛家最不好的就是说因果祸福。“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这一点非常关键，导致人学佛不是为了向善，而是为了得报，这就把行善变成了交易。读书人刚刚学了几个字，刚开始学会说人话了，就期望得到科第仕禄之报。才读了几本书，就想成名天下，得到远近赞誉。写了几篇文章，墨汁未干就希望得到名人力荐，盼望着洛阳纸贵。甚至迫不及待，盼望着“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做善事就像给人放贷，一心打着利息主意。

应该说，曾国藩这种观点，对我们是一种警示。我们不反对大家信佛，但是信佛目的是使你的心更纯净，使你的念更正派，而不是说谋求能不能得到好报。但中国人经常是曾国藩批评的那样。不光是佛教，包括中国的其他神灵也是。人们对神的态度不是尊敬，而是贿赂。进庙上香，给香火钱，实际是给神行贿，不管他是佛，是仙，还是别的神灵，都求回报。有时候，连求神的人自己都不放心，觉得这个贿赂有时候也靠不住，于是，把贿赂变成期货，许个愿。菩萨保佑，你让我孩子今年考上个一本。考上了我来给你还愿，考不上我可就骂人了。曾国藩强调，这种心态对学问没有好处。曾国藩特别反对佛教，是从这个角度反对的。

其次，在学习中如何把底子铺厚实，曾国藩也有说法。他以经商为例，假定有三个商家，一个小商贩，本小利微，跟人做生意的时候就会锱铢必较，有一百铜钱的欠账都会睡不安稳，一分一厘地跟你讲价钱。而货积如山的大商户，动辄千金往来，则一百个大钱的账务根本就不操心不计较。真正的富商大贾，黄金百万，不要说上百个铜钱，就是上百贯钱财、上百两银子，也压根儿不往眼里搁。为什么呢？家业大，就不计其小。做学问要往大处着眼，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小处，要把学问做大，就必须把基础打牢实。不是广博，而是厚实。厚实坚固，才能在上面有更大的发展。

最后，曾国藩强调，做学问千万别追求名利，别被名所困，为利所扰。你的忧、乐是什么？你的愁苦，或者高兴、喜悦是什么带来的？曾国藩对君子的忧乐解释说：古代的君子也有忧，也有乐。他忧的是自己为人不正派啊，或者是沾染恶习啊，担心的是自己不能明道啊。孔子也有这个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君子乐的是“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他们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担心自己的修身和人格，担心践行的道义。所以，千万不要为谋名谋利来学习。曾国藩说，他列的三十二人中，从周文王到王念孙，都有君子之忧和君子之乐。其中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由于不遇，所以有些牢骚。这是不值得学的。他们的文章可学，但是牢骚不可学。曾国藩强调的是，治学读书要读无用之书，做无名之人，只求自己充实，不管他人的看法。这是曾国藩主张的做学问的基本心态。当然，曾国藩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有时候他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但是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曾国藩对治学和读书，有他的总结和概括。我们用曾国藩的一个座右铭，作为对这个讲座的一个概括。这个座右铭和曾国藩读书的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他在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七日给自己写的，摆在桌子旁边，现在存放在曾国藩纪念馆。这四句话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要求，人应该抱着这么一个态度去求学读书，而他自己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这一点。

如果你了解曾国藩的话，就会发现，他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完全是把自己的名声搁在旁边，不考虑别的，就是考虑如何有利于国家和苍生，如何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当一个正人君子，而不在乎社会上的评价和毁誉，也不考虑有无回报。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参照。

图7：曾国藩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