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禅让，而是将天下为公与禅让的形式做了区分，对天下为公是肯定的，并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对于禅让则有所保留，认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可实行禅让，这个条件孟子称为天。

《万章上》的后五章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两组。9.5与9.6两章是一组，9.7到9.9三章是另一组。前一组主要讨论尧舜禅让，后一组讨论进退出处之道，谈士人的出仕原则。不过，这三章是以前人为例，分别讨论了伊尹、孔子、百里奚的出仕方式，这与前面几章以舜借古喻今一样，人物是古代的，问题则是当下的。

首先我们来看9.5章，这一章讨论尧舜禅让。

尧舜禅让是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和“文武”都是孔子思想或儒学的重要内容，“祖述尧舜”可以说是“法先王”，“宪章文武”是“法后王”。那么，“尧舜”与“文武”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可以借《礼记·礼运》篇做个说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怎么理解？郑玄的注释是，“公犹共也”。公是共有、共享的意思，故天下为公是说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实际是说权力公有，而不是私有。那么，怎么实现权力公有呢？郑玄的解释是“禅位授圣，不家之”。把天下最有才能、最有德行的人选拔出来，禅位于他，让他替我们来管理天下，而不是传给子女。这样就做到了天下为公，这是最高的理想。

《礼运》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大道隐去之后，最高的理想无法实现了，只能是“天下为家”，天下变成某一家的天下，谁打下天下谁就占有天下。刘邦打下来，天下就变成刘家的，李世民打下来就变成李家的，朱元璋打下来就变成朱家的。这个时候不再实行禅让，而是世袭，“世及”是世袭的意思。天下传给家人，而不是别人。天下是我打下来的，打天下就要坐天下，这就是“家天下”的逻辑。

所以《礼记·礼运》篇对儒家的政权传授形式做了区分，一个是理想的，天下为公，选贤任能，实行禅让，这是大同时代；另一个是现实的，天下为家，实行世袭，这是小康阶段。从历史来看，尧舜时代实行禅让，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禹之后从启开始，夏商周三代是世袭，“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所以古代政权有两种传授形式，禅让和世袭。虽然在儒家看来，最高的理想应该是天下为公，实行禅让，但是历史发展有时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尧舜到三代反而由大同跌落到小康，只能实行世袭了。

儒家学者，包括孔子，对禅让和世袭都是认可和接受的，只不过一个是最高理想，另一个是现实存在。尧舜实行禅让，代表天下为公；文武也就是文王、武王实行世袭，代表天下为家。尧舜与文武的差别就在这里，儒家、孔子对禅让、世袭都是承认的，只是一个是大同，另一个是小康，儒家既有理想的一面，也有他现实的一面。

到了战国时期，禅让再一次受到人们关注，成为讨论的热点，甚至出现了一个宣传禅让的社会思潮，并导致了禅让的政治实践，就是燕王哙的让国。当然，这个事件是失败了，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震动。我认为，《万章上》9.5章和9.6章中孟子与万章的对话可能就是发生在燕王哙让国失败之后，需要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理解这两章。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最近十几年来，我们陆续发现了一批地下文献，通过这些文献可以知道，战国中期社会上出现了宣扬禅让的社会思潮。例如，郭店竹简中有一篇《唐虞之道》，就是宣扬尧舜禅让的，认为“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唐虞”就是尧舜，古代以国为氏，尧是古唐国人，号陶唐氏；舜为有虞国人，号有虞氏。唐尧虞舜实行禅让，传贤不传子，他们称王天下，是因为“利天下而弗利也”，有利天下人而不以天下为个人之私利。甚至讲“自生民以来不禅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自有人类以来，不实行禅让把天下能治理得好，是根本不可能的，高度肯定了禅让的合理性。郭店竹简之后，上博简中有《子羔》《荣成氏》，也是宣传禅让的。

根据这些出土文献，再结合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原来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宣扬禅让的社会思潮。不仅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等都卷入这一社会思潮中，为禅让做理论的宣传。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就是分析这一现象的，收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中，有兴趣可以参考。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背景下，有些国君就被打动了，决定要把这种禅让付诸实践，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禅让事件——燕王哙的让国事件。当时燕王哙可能觉得自己能力有限，也不放心把国家交给儿子。然而他有一个相，叫子之，很有能力，也得到了很多士人的拥护。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人才竞争激烈，各诸侯国都在招贤纳士，延揽人才，而国君的位置最重要，往往决定国家的成败，那么，能不能恢复古代的禅让，对国君也选贤与能呢？为了让燕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燕王哙依然做出了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举动，恢复古代禅让，把王位传给了丞相子之。

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把燕王哙描写的昏聩无能，说让国纯粹是受了苏代、鹿毛寿的欺骗，这恐怕不符合史实，司马迁是囿于秦汉以后世袭观念的影响，不了解战国时曾出现过一个禅让思潮。燕王哙的禅让之举，动机无疑是好的，是为了燕国的强大，是为了让燕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利天下而弗利”，但是燕王哙禅让的结果并不好。

政治改革往往是有风险的，知识分子喜欢讲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执政者不愿意改，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有风险。如果不改，权力还在我手里，改不好的话，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把权力也弄丢了。燕王哙的让国，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燕王哙把王位传给丞相子之以后，太子平不干了，王位本来应该是我的，怎么反而传给外人了？当时世袭已经流传上千年了，权力私有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燕王哙突然恢复古代的禅让制度，必然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太子平联合了将军市被，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防部长，并暗中联络齐国，率先发难，领兵攻打子之。子之组织军队平叛。由于太子平与齐人勾结，引齐军入侵，市被与燕国民众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太子平杀将军市被，将其陈尸示众。燕国顿时陷入混乱，“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所以说，燕王哙的政治改革反而引起了燕国的一场内乱。

这时，齐国一看机会来了，之前就想吞并燕国，但一直没机会，现在燕国内部先乱起来，岂不是天赐良机？于是齐宣王出兵伐燕，五十天就攻下了燕国。面对这一结果，齐宣王自己都不敢相信。当时正好孟子在齐国，齐宣王曾向孟子请教过是否要占领燕国。这件事《孟子》中有记载，见《梁惠王下》2.10章。

对于齐宣王的问题，孟子做了一个民本主义的回答，“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不悦，则勿取”。如果燕国的老百姓欢迎，你就占领。如果燕国的老百姓不欢迎，你就不能占领，应该撤军。所以孟子是将民意作为最高标准，你可以占领燕国，但占领的目的应该是为燕国的百姓着想，应该让燕国百姓过上更为富裕、安定的生活，做到这一点，你的占领是合法的；做不到，对不起，就不合法了。

可是齐国军队占领燕国后，烧杀掳掠，甚至烧掉燕国的宗庙，抢走宗庙的祭器，激起燕国民众的激烈反抗。这时候，其他诸侯国也出兵干涉了。齐国攻占了燕国，势力一下膨胀，不能不引起其他诸侯国的警觉，于是赵国联合秦国出兵伐齐救燕，拥立燕公子职，这就是《梁惠王下》2.11章记载的“诸侯将谋救燕”。而主持这次“救燕”的就是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

由于齐宣王没有接受孟子的建议，没有及时从燕国撤军而终被击败。经历伐燕事件后，孟子与齐宣王的关系也急转直下。以前齐宣王对孟子敬若上宾，十分尊重，二人关系较为融洽，但这时两人关系急剧恶化，并最终导致孟子辞官而去。

所以说，战国时期士人对禅让的推崇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思潮，对许多政治家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燕王哙，这直接导致其将禅让付诸实践，但实践的结果却是导致燕国的内乱，几乎亡国。这对当时宣扬禅让的士人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迫使其对禅让重新做出思考。

尤其是孟子，他见证了燕王哙让国事件的整个过程，在这样的形势下，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还要不要坚持？如何看待天下为公与禅让的关系？这是孟子必须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我认为，9.5章中孟子和万章的对话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也应该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我听说尧把天下给了舜，有这件事情吗？这显然是问尧舜禅让。尧舜禅让确实存在过，历史有过记载，《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的就是尧舜禅让。但是孟子是怎么回答的？

孟子回答说：“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没有。理由是天子不能随便把天下送给别人。乍一看孟子的回答，我们会觉得奇怪。尧舜禅让是明明是存在过的，孔子整理的《尚书》中就有记载，孟子怎么能说没有呢？

孟子的回答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1）孟子与万章的对话可能发生在燕王哙让国失败之后，孟子与其他士人一样，对禅让采取谨慎的态度，认为不应轻易实行禅让了，又将这一态度投射到古代，借古喻今，故给出否定的回答。这就是“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是先秦诸子常用的表达方式，并不奇怪。

（2）孟子对禅让的政权传授形式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做了区分，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所以他说天子不能把天下随便送给别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是我们理解本章的关键。表面上看，孟子似乎是否定了尧舜禅让，但他实际强调的是禅让背后的法理根据。天子为何不能把天下送给别人，或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实行禅让？孟子所谈，实际上是这个问题。

对于孟子的回答，万章当然不理解，所以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如果说尧没有将天下传给舜，那么，舜作为天子，他的天子之位又是谁传给他的呢？

孟子回答：“天与之。”是老天给他的。孟子没有说是尧，或是由其他某个天子传授的，而是说老天授予的。孟子的这一说法实际是来自周人的天命观，按照周人的观念，“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老天时时为百姓寻求主人，并降下天命，赋予他人间统治的权力。从这一点看，孟子实际是保留或继承了周人君权天授的思想。但这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孟子对周人天命观的发展。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万章问，老师，我这就不理解了。你说老天给的，难道老天说：舜，你过来，我告诉你，我把天下传给你了，是这样子吗？

孟子说：“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当然不是这样了，老天是不会说话的，他只是根据行为和事件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老天想把天下传给谁，是通过行为和事件告诉他的。

万章还是不太明白，问：“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老师请你解释一下，通过行为和事件表示出来，又该怎么去理解呢？老天怎么通过行为和事件来表示他的想法呢？下面孟子的回答，是这一章的关键。

孟子说：“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天子可以向老天推荐某一个人，认为他可以继承天子之位。但是不能替老天决定，是否要把天下天子之位授予一个人。同样的道理，诸侯可以向天子推荐某一个人，接替自己诸侯之位，但是不能代替天子决定，授予他诸侯之位。下面讲“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也是同样的道理。

孟子为什么这样讲呢？前面我们说过天下为公，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权力公有，而非权力私有。所以，天下是某个天子的吗？是属于尧的吗？如果天下是属于尧的话，那么尧当然可以根据他的意愿，把天下传给另一个人。如果天下不是属于尧的，而是天下人的，只是老天委派尧，替天下人管理天下，尧自然就没有权力把天下随便送给别人。尧只有管理权，没有所有权。就像这台电脑，我可以使用它，但我可以随便把它送给人吗？不行，我没有这个权力。因为电脑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孟子研究院的。我可以使用它，供我讲课之用，但是我不能随便把它送给别人。我想使用的话，也要征得孟子研究院的同意。同意了，我才可以使用，更何况是送给别人呢？

因此，孟子上面所谈，实际是对天下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或统治权做了一个区分，认为天子只具有天下的管理权，但不具有所有权，天下的所有权在于天。这一思想本来已蕴含于周人的天命观中，但孟子进一步将其明确化了。所以孟子并没有放弃天下为公的理想，而是以天命的形式对其重新做了论证和说明。

既然不是尧根据自己的意愿，把天子之位传授给舜，那么，他又是怎么做的呢？孟子接着说：“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原来尧把舜推荐给了老天，老天接受了他。把舜介绍给民众，民众也接受了他。“暴”音pù，显也，引申为介绍、引荐。所以说，天是不说话的，他是通过行为和事件来表示他的意愿。

万章问：“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老师，请你再解释一下，尧把舜推荐给老天，老天接受了他；把他介绍给民众，民众接受了他，这该怎么理解呢？

孟子说：“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尧让舜来主持祭祀——古代祭祀是非常重要，属于国之大事，百神享用了他的祭物，风调雨顺，国家无事，这就表示老天接受了他。“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让舜来主持国事，国家治理得很好，老百姓安居乐业，这表示百姓也接受了他。所以说，“天与之，人与之”，舜的天子之位是老天给予的，也是民众给予的。

这里孟子将天与人并列，似乎权力有两个来源，但据孟子下文所引《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用民众的耳朵来听，老天用民众的眼睛来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众想要的事情，老天一定会满足。所以天与民又是统一的，天是形式，民是实质。“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从这点看，尧自己不能决定把天子之位传给舜。

因此，并非如人们所理解的，是尧将天子之位传给了舜，而是老天和民众将舜推上了天子之位。禅让作为一种政权的传授形式，也不是绝对的，只能实行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所以真正重要的不在于禅让，而在于禅让背后的政治理念，也就是“天与之，人与之”，是权力公有，是“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禅让作为政治理念的表达形式，它是有条件的，不可能实行于一切时代。但是禅让背后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则是永恒的，是不能改变的。这是孟子在本章强调的核心内容，也是孟子在经历燕王哙的让国失败后，对禅让的反思和思考。 接着，孟子对尧舜禅让做了解释和说明。

“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了，天也。”舜辅佐尧有二十八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自然积累了充足的政治资本，有了很高的政治威望。但是你能辅佐一个君王二十八年，这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有很多偶然因素，比如尧长寿，活了这么久；尧贤明，赏识舜，这些都是天意，所以说“天也”。古人说的天有多重含义，这里的天是命运天，指我们无法控制的某种社会形势，或者是某种偶然的机遇、巧合等。当时有没有像舜一样有才能的人？当然会有。历史上有许多类似舜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舜的机遇，没有得到明主的赏识，没有机会施展才干，最后默默无闻，“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命，天命。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由于舜辅佐尧二十八年，民众非常了解他，也信任他。尧去世之后，舜为尧守完三年之丧，主动躲避尧的儿子，到了南河的南面。南河是黄河中的一段，因为在尧都蒲州的南面，故称南河。所以舜并不想和尧的儿子争天子之位，而是主动躲避。但是天下的诸侯，不去朝觐尧的儿子，而是来朝觐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打官司的人，不去找尧的儿子主持公道，而是来找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歌功颂德的，不去赞美尧的儿子，而是歌颂舜。这就是民心所归，民心所向。

“故曰，天也。”注意孟子说“天也”，这里的“天”是什么意思？孟子为什么不说“人也”？这里明明是人心所归啊！我想这里的“天”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可理解为命运天，由于舜有辅佐尧二十八年的经历，使民众充分了解舜，相信舜，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不归附尧的儿子而归附舜，这可以说是天意。这与前一个“天也”含义就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孟子的天可理解为义理天，天有必然性的意思，“天也”是必然的趋势，是天命所归，而天命所归也就是人心所归。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里省略了主语“舜”，“之”是往的意思。舜于是来到中国，就是国都，登上了天子位。所以舜有天子之位，这是民众的拥护，是民众的选择，而不是尧个人的决定。如果尧根据个人的意志，随意地把天子之位就给了舜，这是不合法的。

在9.5章中，孟子对禅让这种政权传授形式，做了更深一层的理论分析。燕王哙让国为什么会失败？按照孟子的看法，燕王哙的让国仅仅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意愿，你认为子之不错，就让国于他，却没有听取民众的意见，甚至不顾民众的反对。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当时反对子之继位的人是很多的，最终引起内乱。所以燕王哙对禅让的认识是模糊的，没有搞清楚天下为公与禅让的关系。他的错误是把燕国看成是自家的，把权力看成是个人的，只要我欣赏、喜欢某个人，就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随便把国家转让给他，把权力传授给他，这是不对的。如果要禅让，首先要得到大夫的同意，得到民众的同意，确实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才可以去禅让。所以不要认为孟子否认了禅让，这样讲，就把孟子讲低了，没有真正理解孟子。

孟子接着说：“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而”是如果的意思，如果舜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不是在民众的拥护下登上天子之位，而是直接占据尧的宫殿，逼走尧的儿子，这就是篡位了，不是老天的赋予，也不是民众的赋予，是不合法的。最后孟子引《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用民众的眼睛来看，用民众的耳朵来听。“此之谓也”，讲的就是道理。讲的什么道理？就是天的意志与民众的意志是一致的，天表达的是民的意志。所以说，“天与之”是一种形式，实质是“民与之”，是民众对你的认可和权力的赋予。

根据以上的分析，孟子关于尧舜禅让的讨论，可能发生在燕王哙让国失败之后，应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有些学者说，经过燕王哙事件后，孟子否定了禅让，这种说法不恰当。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禅让，而是将天下为公与禅让的形式做了区分，对天下为公是肯定的，并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对于禅让则有所保留，认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可实行禅让，这个条件孟子称为天。至于孟子所说天的内涵，我们放在下一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