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受观念驱动的。对于生存目的和意义也即使命的选择，则构成人生观念最基本、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中庸》是中国儒家最富哲学意味的经典著作，其中有所谓“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意思是说，天赋使命构成人之为人的全部内容，因而决定人的本性。换言之即，人选择使命，使命改变人，决定人的命运走向，也决定人与人的差别。

宋楚瑜先生作为亲民党主席曾于2005年访问大陆，他在中国台湾岛内也曾经名盛一时。但小时候的宋楚瑜却是个木讷内向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不好，数学经常考三十几分。1959年高中毕业后，他遵从父亲的意愿参加理工科大学联考，但只考了200多分，黯然落榜。他对父亲说：“我的志向不在理工。盖林肯纪念堂的人是学理工的，可是坐在中间受人纪念的，却是学政治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他的父亲，于是同意他转而学文。第二年，宋楚瑜以400多分的高分考入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后经自己不懈的努力，宋楚瑜成为中国台湾政坛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使命的驱使，将一个“木讷少年”变成了口才极佳、政治谋略高超的“大内高手”。

使命改变人，使命也改变企业。使命决定企业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什么事情，因而也决定企业采用什么方法做这些事情。管理首先是基于使命的，只有明确了企业的使命，战略、计划和行动才有基础，制度、工具和流程才有依托。使命不仅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出发点，而且贯穿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始终。使命是“本源”，管理方法、管理工具是“流变”。从根本上讲，使命决定企业的内容和性质，因而决定企业的命运。

1903年，亨利•福特在美国底特律市创办了福特汽车公司，当时美国差不多有500多家同类型的企业。在那时，汽车是富人的专利，也是地位的象征，价格十分高昂，售价在4700美元左右。多数汽车公司坚持为富人造车，把汽车往豪华方向发展，因为那样，每辆车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亨利•福特不以为然，他立志要造“造车人能够买得起的汽车”。他说：“我要为大众生产一种汽车，他的价格如此之低，不会有人因为薪水不高而无法拥有它，人们可以和家人一起在上帝赐予的广阔无垠的大自然里陶醉于快乐时光中。当我实现它时，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每个人都将拥有它。马会从我们的马路上消失，汽车理所当然地取代了它。”

在使命的引领之下，福特发明并大力推广流水线生产方式，使单车生产周期从1908年的12个小时，降低到1913年的93分钟，在1925年甚至降低到15秒！同时，福特把T型车的售价由1909年的900美元，降低到1914年的440美元、1924年的290美元！到1926年，福特公司的T型车合计生产达1500万辆，亨利•福特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大王”，但当年和福特差不多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汽车企业却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9世纪后期，欧洲有两家最有名的马车工厂，他们生产的都是全欧洲最好、最豪华的马车。但不同的是，其中一家马车工厂将自己的使命定义为“我们要制造全欧洲最好的马车”，另一家马车工厂经过思考后认为，消费者真正需求的应该并不是马车，而是快捷的交通工具，于是它把企业使命定义为“我们要制造最好的交通工具”。后来，第一家马车工厂最终倒闭了，因为当汽车开始流行时，再好的马车也没有人买了。而另一家工厂则根据其使命，把“最好的交通工具”从“马车”变成了“汽车”，成为现在的德国奔驰汽车公司。使命，竟然决定了企业的生死。

微软公司创办之初，比尔•盖茨为自己的公司规定了这样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使命：“让每张桌面上和每个家庭里都有一台电脑。”多少年后，比尔•盖茨这样表达使命在微软公司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这一使命，自1975年公司创立以来始终持续关注于此。这个使命已经引发了一场革命，使得全世界人都改变了做生意的方式。这个使命也在塑造着未来。”这一使命不但使当年在旅馆中创办的小公司发展成世界级大企业，而且改变了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或许是基于这些原因，管理大师把使命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彼得•德鲁克说：“一切工作源于使命，并与使命密切相关。”德鲁克还说：“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在他看来，“使命”构成企业管理活动的起点、中心和主线，企业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使命展开，并且最终都是为了使命的实现。

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要想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巩固它的根系；要想河水流得长远，一定要疏浚它的源头；凡事从根本上着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管理首先是对组织的管理，而对组织的管理是从规定其使命开始的。使命是企业之本，管理之本，其他的管理方法、管理技巧都是“末”。在枝枝节节上做文章，试图靠花样翻新的管理技巧、管理工具来改善生存处境、提升经营绩效，只能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