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王猛死后，前秦的政治已经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趋势。苻坚本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也开始大兴土木，变得奢侈起来。对于前秦政治的这个变化，成为前秦亡国之虏的慕容鲜卑也意识到了。如慕容农就偷偷地对他的父亲慕容垂说：“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颓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所以，分析前秦后来之所以有淝水之败，不能仅仅从东晋北府兵的英勇善战，或者苻坚骄傲轻敌等方面寻找原因，而必须从根本上对前秦的社会政治进行剖析。

前秦内部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民族矛盾、民族隔阂十分突出。前秦和在它之前的前赵、后赵、前燕王朝等“五胡”政权有共通之处，即它内部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如关陇一带是卢水胡与羌人的活动区域、今晋北和陕北则是山胡（属于匈奴族）的领地、晋东北和内蒙古则是拓跋鲜卑的牧场、河北、河南北部及辽东则是充斥着慕容鲜卑、赵魏地区则有大量的丁零族人。当然，汉族依然是当日中原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和这些民族都是被前秦军事武力所征服的，前秦每多征服一个地区，民族关系就复杂一层，埋在前秦内部的隐患也就深刻一层。也就是说，前秦虽然是以武力征服了这些异民族，但却不能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而内部民族矛盾、民族隔阂的问题不解决，统一中国的条件就不成熟，苻坚正是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发动了企图统一中国的南进战争，结果招致了前秦政权的迅速崩溃。

如果从具体的措施来说，苻坚的最大失误是，公元380年将本族子弟分封到各地，直接削弱了氐族的战斗力和控制力。本来，氐族能够建立前秦并立足于关中，是因为氐族在关陇地区相对集中，具有人口上的相对优势，而在关陇以外的其他地区，却基本上没有他们活动的足迹。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前秦以其强大军事武力征服了广大的北方地区，特别是统一中原地区以后，这广大的地区需要分兵镇守。到这个时候，本民族人口不足的问题就出现了。380年，苻坚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决策，为了巩固前秦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他决定把三原（今陕西三原）、武都（今甘肃成县以西）、九嵕（嵕读zōng，今陕西乾县东北）、汧（qiān）、雍（今陕西凤翔南）等地氐族15万户，采用军事殖民的方式，分配到新征服地区的各个重要方镇。

在苻坚看来，这个举措是加强本部族对中原地区控制的最有效方式，但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恰恰成为前秦最后失败的根本性原因。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人口本就相对较少的氐族，丧失了军事的优势地位。原本氐族由于采用部落制的军事组织方式，力量比较集中，因此能够在军事上不断征服其他政权或地区，并组成一个相对有凝聚力的中央集权政权。而现在却把这15万户本民族的核心部分分散到各地，就造成了氐族武装力量的分散。

另外，关陇地区乃是氐族的核心统治区，也是它政治的根本所在，因此从稳定前秦的统治基础来说，应该是强化氐族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但是苻坚这个措施正好相反，将氐族的优势变成了劣势。

然而，更为致命的是，苻坚在把氐族15万户分散到各地的同时，却又“徙关东诸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北地（今陕西铜川南），丁零翟斌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结果直接造成了“鲜卑、羌、羯，布满畿甸”的严峻形势。也就是说，苻坚在把本民族分散到各地的同时，还把鲜卑、羌、羯、丁零、乌桓等“杂夷”引进了自己统治的核心地区，如在迁往关中的十万户“关东豪杰及诸杂夷”中，仅鲜卑就有四万户之多，而在淝水战败后，最先在关中地区起兵反秦就是慕容鲜卑。

所以说，民族问题处理的失当，实乃前秦政权的心腹之患。对于这个隐患，前秦统治集团的一些有识之士显然已经有所认识，如赵整（生卒年不详，秦州略阳即今甘肃天水人）就曾编过一首《琴歌》，歌中唱道：“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这是以歌言志，表达了对苻坚决策的异议。另外，王猛在临终前，苻坚向他“访以后事”。王猛说：“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王猛的建议，概括起来只有两点，即：①东晋君臣和睦、上下一心，不要考虑南下消灭东晋的问题；②鲜卑、羌等才是真正的敌人，应该采取措施除掉他们。但是，王猛的这两条建议，苻坚后来一条都没有照办，因为他已经被接连的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

在苻坚看来，自己既已占有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又攻占了长江上游的巴蜀，已经形成了当初西晋灭吴的地缘态势，更何况前秦拥有“强兵百万，资仗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苻坚不幻想消灭偏居江东一隅的东晋政权，才是不正常的。偏偏对于国内民族矛盾、民族隔阂，苻坚却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与苻坚当时自大的心态有着直接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在将灭晋行动付诸实施之前，苻坚甚至先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东晋孝武帝司马矅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且提前为他们在长安修建了宅院，就等着灭晋之后，将他们迁到长安来居住。这些行为举止，不都是苻坚傲慢狂妄心态的表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