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需要讲清楚一个问题，即琅邪王司马睿、王导能够顺利南迁建邺，还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江南士族名士联合消灭陈敏（？—307，字令通，庐江即今安徽庐江人）。因为早在司马睿、王导南渡之前，江南已经被陈敏控制，所以，他们要顺利南渡，实现司马越和王衍的战略意图，陈敏的存在乃是最大的障碍。陈敏是如何占有江南地区的呢？追根溯源，还得从“八王之乱”说起。

原来，“八王之乱”进行到后期，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已经感觉到洛阳政权为日无多，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位强力人物，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强力人物呢？要求也不高，这个人只要像当初孙策、孙权兄弟那样，能够号令江东、保证他们的家族利益就行了。然而，经过一番寻觅，江南士族没能在江东地区找到这样的人物，倒是在江北找到了陈敏。

陈敏，庐江人，出身低微，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既不属于文化世族，又非武力豪族”。但是陈敏很有些实际才能，以庐江郡廉吏补为尚书仓部令史，从而走上仕途。陈敏为人擅长投机，也善于审时度势，在看到晋惠帝被逼迁长安之后，就开始盘算如何割据江东的问题了。这时正好江南世家大族也在寻找利益代理人，陈敏便因此在吴郡顾氏、义兴周氏、山阴贺氏等推戴之下，占据了江左。几乎就在江南士族拥戴陈敏的同时，正收兵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古邳镇）的东海王司马越，也和陈敏取得联络，司马越之所以主动联络陈敏，也是想借助他的力量同北方的刘渊、石勒等人对抗。由于这两个原因，陈敏的势力就一时在江东有较大发展。

然而，社会出身的低下，并没有影响陈敏的野心。在渡过长江、势力长成之后，陈敏却一反常态，一方面不仅排斥当初拥戴他的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另一方面，又自加九锡，声称准备北上奉迎圣驾，摆开一幅与司马越争雄的架势。这样，陈敏就在事实上与江东世家大族和东海王司马越之间形成对峙，成为双方都无法忍受的第三股政治势力。

面对这个情况，东海王司马越派出谋士华谭前往江南，去策反陈敏帐下的江南士族。华谭（244—322，字令思，扬州广陵即今江苏扬州人），原籍扬州广陵，不过，从华谭的祖父华融开始，华氏家族就避乱来到江南，定居于山阴，世代在三吴地区任职，与吴地名士多有交往。华谭当时的官职为东海王司马越王府军咨祭酒。华谭首先找到了江南士族的代表人物顾荣（？—312，字彦先，吴郡吴县即今江苏苏州人，孙吴丞相顾雍之孙、孙吴宜都太守顾裕之子）、周玘（258—313，字宣佩，义兴阳羡即今江苏宜兴人，孙吴鄱阳太守周鲂之孙、晋平西将军周处之子）、贺循（260—319，字彦先，会稽山阴即今浙江绍兴人，孙吴中书令贺邵之子）等，他们都是陈敏帐下举足轻重的人物。

华谭在给顾、周二人的书信中，一方面指责陈敏辜负朝廷重托，是为不忠；一方面又说陈敏背叛司马越，是为不义。然而，切中江南名士要害的，并非华谭对陈敏不忠不义的指斥之辞，而是后面的深刻提醒。在痛斥陈敏背信弃义之后，华谭严肃地劝告顾荣、周玘（qǐ）、贺循等人说：你们想用“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陈敏作为江东的孙策、孙权，以实现自保的目标，断无成功之可能，要想从根本上确保江东士族的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东海王司马越合作。

华谭的游说之辞，一语切中要害，以顾荣、周玘、贺循、纪瞻（253—324，字思远，丹阳秣陵即今江苏南京人）、甘卓（？—322，字季思，丹阳郡丹阳县即今安徽当涂人）等人为首的江南士族最终定策消灭了陈敏。对于这一事件，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曾经从阶级属性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认为江东士族最后之所以反戈一击，乃是因为他们与陈敏本就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是“华谭一檄提醒顾、周等人之阶级性，对症下药，所以奏效若斯之神效也。”

由此可见，陈敏败亡、琅邪王司马睿南渡建邺，都与江南士族息息相关。陈敏之败亡，是由于江南士族不与之合作；司马睿最终能够立足江左，则是因为得到江南士族的拥戴。也就是说，琅邪王司马睿能否在江左站稳脚跟，关键就要看江南士族合作与否，而江南士族是否愿意与之合作，又取决于他们的利益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因为这个缘故，琅邪王司马睿和王导过江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力笼络江南世家族，协调好南北门阀世族的利益。

总之，以琅邪王司马睿、王导南渡长江所开创的东晋政权，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包括南北门阀世族在内的士族名士联合执政，皇权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成为士族利用的工具，而不是效忠的对象。东晋门阀政治是由“王与马，共天下”开启的，继琅邪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又先后当权，“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也相继变成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

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几个实力强大的门阀世族之间，彼此牵制、互相掣肘，再加上南北民族始终存在，从而将“门阀政治”维持了百余年之久。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士族当权，凌驾于司马氏的皇权之上，但又不能取代皇权，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主弱臣强”，而司马氏的皇权又始终不绝如线这一明显特点。

东晋门阀政治的结束，也就是门阀世族在政治上趋于没落的时候。东晋末年，反对门阀政治的活动风生水起，以孙恩、刘裕等人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在反抗斗争中力量逐渐壮大，最后终于发生了刘裕代晋自立的事件。

刘裕篡晋成宋，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存在百余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已成明日黄花，皇权政治又开始恢复统治地位，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时期，也就是皇权政治的变态时期，基本上宣告结束。从此之后，门阀士族或门阀制度尽管依然存在，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一定作用，但毕竟已经不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