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逢时生于1845年，字懋修，号巽庵，是湖北武昌（ 今鄂州）人，后移居武昌城。公元1883年，也就是光绪9年，他流年吉星高照，金榜题名，高中进士。从此，点翰林，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一生历任江西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广西巡抚、兵部侍郎、“督办八省膏捐”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湖北铁路协会名誉总理等职。辛亥革命前夕，授浙江巡抚，但他托病在家，拒绝赴任。辛亥革命后，他定居武昌城，观望清廷和湖北军政府动态，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时，他曾组织当地绅商成立武昌保安社，自任社长。

柯逢时一生，对清王朝可谓死心塌地，匍匐尽忠。1901年，清帝谕旨各省筹设警察巡军，时任广西巡抚的柯逢时，积极响应，立即实施，对绿营制兵抚标两营及桂林城守营练军进行整顿，挑选裁汰，同时募精壮百姓，组编巡兵600余名，在省城创建警察总局。也是在广西任上，恰遇商人抵抗新税制，他镇定自若，临危不惧，果断应对，声言“统税必行，违者拿省惩办”，坚决捍卫了“新税制”。同时，也因为在抚赣期间的措置不当，被时人所诟病。有人曾在半夜里，在巡抚墙上贴出一副对联：“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 横批曰：“执柯伐柯。”意思是：“逢君的罪恶，死有余辜；你为何还不死？我愿于你同归于尽。”横批意谓：“就用这把柯（斧子）去讨伐那个柯某。”而且，上下联和横批中各自嵌入“柯逢时”这三个字中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柯逢时每每在任，大多站在地方利益的立场上，为百姓谋福利。这在一些为官者来说是出于职责的要求，对于另一些为官者而言，也许是一种作秀，以欺视听。至于柯逢时那时的真实动机是什么，现在虽无法考证，但从他的习惯看，柯逢时也许确实在为地方利益奔走。1902年，柯逢时任江西布政使护理巡抚时，他十分重视陶务，专门上呈发展陶务的奏折，为地方争取利益。

然而，作为末世清廷的干将，柯逢时的才干虽然在其它任上已经得以展现，而且表现也可圈可点，但柯逢时能力的真正展示，却是他在帮助清廷打理鸦片税收的“督办八省膏捐大臣”任上。客观地讲，在每一个王朝更迭的年代里，作为末世能臣，只有身怀理财之能者最为朝廷重视，最能被当权者看重。这是因为，末世王朝的总体危机大多是从财政危机开始的。末世清廷，同样难逃此劫。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下，财政每每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甚至寅吃卯良。对外，庚子赔款等一系列巨额资金需求犹如饿狮张口；对内，各种志在图强自新的新政刚刚起步，资金短缺，求救之声日剧。海防建设需要资金，练兵需要资金，洋务需要资金，办学需要资金，……等等，这一切，都在加剧清廷的财政压力，威胁着清廷的统治基础。因此，如何缓解财政压力，是末世清王朝最为迫切的大事。而寻找理财能臣，救王朝于覆灭，则是末世王朝梦寐以求的渴盼。柯逢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得力于其师张之洞的举荐才被清廷选中的。

勿容讳言，张之洞在为柯逢时谋得肥差的同时，也将柯逢时推进了各种利益矛盾的旋涡中心，考验柯逢时应变危机与化解矛盾的能力。在各种矛盾冲突的旋涡中心，上有度支部、财政处、练兵部等中央部门的经常性申斥与刁难，下有地方权臣的挤兑与冷箭。在这样的情势下，柯逢时只能勉力而为，认命从势。不过，就柯逢时个人仕途而言，正因为清廷加强土膏统捐事务，才使他有机会在这个职位上进一步展示了自己的才干，享受更高权力带来的快感。然而，由于清廷加紧“土膏统捐事务”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与地方分吃鸦片税收之利，弥补日益紧张的财政亏空。因此，柯逢时也被置于中央与地方争夺利益的夹缝之中。这一点，连英国驻武昌的领事馆员H.A.Ottewill 也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八省土膏统捐）的根本原则厥为土药税收悉由北京的中央政府从省当局拿走，并由中央承办。各省收到相当的固定款数，中央则获得其余，而不是像中国的通则那样，中央政府仅从各省收受一固定款数。” 其实，“八省土膏统捐”看似为了筹措巨额军费，本质上是清廷为了通过财政集权而加强政治集权，维护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统治。结果，导致清廷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以及清廷与地方官员之间、地方官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能不加剧。

由于“八省膏捐大臣”是个肥缺，而且处于清廷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以及清廷与地方官员之间、地方官员之间矛盾的火山口上，因此，处理起来特别棘手，而且容易诱发丛怨。这是因为，地方抵制清廷中央集权的趋向非常明确。而柯逢时面对的第一个公开挑战者是广州督抚岑春煊，他对清廷“八省膏捐”本身和柯逢时的任命都不赞成。而且，由于柯逢时按照清廷户部的计划，一心想把两广地区的“土膏统捐”纳入总局的范围内，结果引起粤桂方面的强烈抵制。而这，实际上缘于一桩纠缠久远的旧怨纷争。而更大的麻烦是——凡是八省膏捐涉及的地方督抚联合起来上奏，意欲扳倒柯逢时。但柯逢时在危机与艰难之中，展示了他卓异的权变智慧。面对各省“名争暗对”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他主动放弃了对清廷中央政策不折不扣执行的立场，选择了“既符合中央的意图，又不拂去各省期望”的折中态度，促使双方都让一步。而且，特别提醒中央，不要对土膏捐税估计太高，言下之意，不要搜括太多。也提醒户部和练兵处，不可期望太高。由于柯逢时更多地站在地方立场上，为地方说话，这才逐步缓解了与地方的对立情绪。因此，他也受到清廷中央部门的多次责问。在“八省膏捐大臣”位上，柯逢时一直熬到1908年，才有人为他说好话，肯定他的成绩。认为他督办全国土药出力较多，劳怨不辞，应该给予他奖赏。于是奏报清廷，赏给了他一个尚书衔。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廷已经奄奄一息，但柯逢时仍然报有幻想。与汤化龙、连甲（布政使）、马吉彰（按察使）在他家里开会，策划电请清廷，派大军南下，另委湖广总督，以应时局之变化。然而，大厦将倾，无人能扶。关键时候，还是汤化龙派人向他“借”来电报密码，又请俄国驻武汉领事馆领事代发，通电全国各省谘议局响应武昌革命。可以说，柯逢时为推翻主子的政权，也十分不情愿地帮了革命党的忙。但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柯逢时即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的黎元洪暗中勾结，假借谭延恺之手谋杀了鄂军统领宋锡全，维护清廷利益。

清廷覆灭后，柯逢时见大势已去，只能赋闲武昌，着手专项收集医书，自费开设了武昌医馆，招收学员，传授医学知识。并组织其中优秀者参与医书的整理校勘工作，出资刻书出版。经他所校刻的医书，文字精练，内容严谨，深受后人好评。

柯逢时的一生，毁誉交加。有人说他曾经中饱私囊，在土药统税大臣这一肥缺中，以权谋私。因为柯当时驻汉口，多数省份的土税征收官员均由其委派，“岁得公费羡余甚巨，竟以致富”。也有人感念他悬壶济世，捐资助学的善行。1891年他在做陕西学政时，曾经奏建刊书处，创建书院，书院先后由史梦轩、柏子俊、刘古愚主持，历经30年，于1903年改为泾阳县立小学堂。柯逢时的一生，或褒或贬，由人自说。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而言，其政治生涯的顺逆兴背，功过是非，必须接受普世价值的最终裁判。

大厦将倾，造物弄人。柯逢时的悲剧固然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也是他的自愿选择。柯逢时一生虽然对朝廷愚忠有加，鞠躬尽瘁，道德人格，似无大疵。但他不能，也无法拒绝后世对他的“苛求”。